宋建明，中國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特聘全國色彩學首席科學傳播專家、中國美術家協會平面設計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流行色協會副會長、教育部高等學校設計類專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際色彩學會（AIC）環境色彩設計研究組（SG ECD）終身榮譽會員、亞洲時尚聯合會中國主席團主席、中國設計智造大獎組委會主席、2022杭州亞運會組委會設計總監。
《設計》：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印發《“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內容包括：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醫療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請您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就以上內容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學術見解和探索。
宋建明：這是國家就未來民生工作所做的兩個“五年計劃”的專項愿景規劃。我黨我國行政的特點就是一旦“規劃”被確立，就會按照指標分領域穩步推進加以實施的。這里圍繞著“健康”五個關注主題，其內部均有緊密聯系的，其實就是用普及、完善、建設和發展等不同的手段來實現與“健康”相關的服務、保障、環境和產業等領域十年的達標目標。這顯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民與全領域的人們共同努力。這讓我聯想到最近教育部號召要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四個學科門類建設的目標（2021年3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布《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推薦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的通知》〔教高廳函2021-10號〕），都屬于這個大戰略愿景的組成部分。我們所屬的“新文科”發展戰略，就是基于現有文科的基礎進行學科、專業的課程重組，形成文理交叉，把現代信息技術融入其中，使新一代的人才綜合跨學科能力，拓寬知識視野和練就創新思維意識與能力。同樣，在這樣的國家發展愿景的基礎上，作為以解決問題為使命的設計學科中人，必須思考設計介入能力、方式和作為，創建“新藝科”的運作方式。在“新藝科”語境下的設計學科，必將緊緊圍繞人與社會的健康生活方式展開研究，研究人在健康生活理念下的行為、器物與環境及其彼此關聯的問題，提出立足設計學基礎展開跨學科門類協同的系統解決方案，以及創建與之相適應具有科藝融合的人才培養的綱要。
《設計》：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全國人口持續增長，而人口老齡化加深，但國內對適老設計的重視仍不充分，您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促進？
宋建明：這是一個好問題。其實最近十年我一直在關注逐年逼近的我國老齡化社會。這次全國人口調查數據只是讓我知道它的具體數據而已，我知道我國老齡化社會進展的基本態勢。因為，連我都退休了！換句話說就是作為我國恢復高考第一波上大學人已經正式退出主職場，因而我知道它的嚴重程度。我曾考察過歐洲、日本的老齡化社會的狀況以及他們應對的措施與方法，也考察過上海、杭州等地經濟發達地區的高、中、低各層次的養老機構，感受到我國與發達國家在這個領域存在的差距有多大。老實講我的內心是焦慮的！于是我就向中國美院文創設計協同創新中心領導提出：創辦協創中心的初衷是“國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八字宗旨。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就是國家急需，中心要聚焦這個問題加以研究。中心主任直接就把開拓這個培養方向的研究生任務交給我。我雖一愣，但隨即領命開始工作。
到目前為止，這個方向首批研究生已經畢業，第二批一位博士生和兩位碩士生已開題立項；今年新進的碩、博生正在尋找課題。我們這些年大致做了這些事，1.認識我國的老齡化社會，對如今2.55億的老年人做了分層分類分項的分析，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基本形態和復雜性，包括從男女性別的個體老年人的角度認識不同年齡段顯示出的不同的衰老程度、不同的病殘、不同的失憶與失能的狀態；從社會學的立場了解這些老年群體因社會階層、教育水平、經濟、家庭狀況、地域狀態而形成的復雜心理意識和訴求；2.認識我國當前康養產業狀況與適老產品發展水平以及政策狀況，它與發達的鄰國是2位數的差值。3.選擇老年人典型痛點為研究目標，比如聚焦對半失能狀態的老年人的潔身難題，比如摔跤的防范，以設計思維與跨學科的設計介入來探討破解難題的可能性。當然這個領域的問題成堆，缺口很多，許多未必能是以設計學科為主解決的，比如職業的護工教育與良好服務體系建立的研究等等，但是我想作為設計教育工作者必須積極呼喚設計界年輕人懷悲憫之心去積極努力，在扎實工作中向世界交出一份我國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的答案。
《設計》：此次席卷全球的疫情對“健康設計”不啻為一次大考，給您帶來的最大感悟是什么？您觀察到了哪些“危”與“機”？
宋建明：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突然來襲，回想起來真覺得是我國不幸中之大幸。不幸的是老天突降大禍先于我國，各界因起先的措手不及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大幸是我國醫學工作者及時的積極作為，國家領導人堅信并采納科學家的建議，果斷采取一系列應對有效的措施，調度全國相關資源拯救災區于水火，老百姓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積極配合各級的管理，封城居家共同避過了一場大災難。否則，就如眾所周知的世界列強諸國那般因反智而陷入令人不堪的境地，還有老鄰國印度煉獄般的境況！
既然是百年一遇，這個過程中的許多信息都震撼了我，同樣，也有許多感悟。大如對國家治理與社會制度的比較，東西方文明智慧的比較；小到個人對人生的態度；以及所從業的職業作為等等。其實直到今天，這種思考并沒有平息。
從方法的角度，我時常感到幸運的是我們使用的語言——漢語，這種祖先經過了數千年練就的智慧語言，把問題與揭秘的鑰匙就之間隱藏在詞匯本身。比如這“危機”（crisis），字面上的意思如外語呈現比較負面。當我們開始反思時，漢語向我們顯示出可解密的狀態：“危”與“機”的可分解性，而英文卻依然固化。漢語暗示我們要用智慧來 解“危”而獲得“機”。
以設計師的視角重審我們周遭生活的環境，發現生活中缺乏設計思維之處比比皆是。常態生活，我們可以習以為常地將就。然而當危機突降，被迫封城居家時，非常態的生活便會使人們陷入尷尬中。這次疫情降臨，使設計師們得到了反觀生活問題與設計介入的機會。我所觀察到普遍的情況是：就一般都市家庭而言，本來就不算太寬敞的家居空間中，一下同時融入所有的家庭成員，而且要長時間封閉其中，甚至還新增避難來的若干家庭成員，平日性格不同或習慣迥異的人們因為并不是長時間共處，彼此忍讓便可換得相安無事。然而，在這個非常時期，如此同處一室，一封閉就是三個月，甚至更久，可謂是到處是危機。如何變通以避免矛盾的出現？設計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契機來自當下這個網絡時代。信息是每個個體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當人們沉浸在自己的網絡空間時，最佳的狀態就是獨處。這就意味著只要有信息條件，人們的注意力就有所關注，而且可以長時間，所需的物理空間實際上只要一個容身之地。太大空間變得無意義。這就是說只要對現有空間做合理的分配，讓所有家庭成員有自己的空間，大家就容易相安無事。這對于設計智慧來說是很容易處理的事情，使有限空間通過巧妙的分區和隔擋，就可以調整成為滿足所有成員的私密或半私密的獨處場所。從這個角度回望過往的家居環境設計，就不難發現我們現實空間與產品設計是多么的僵化。家居環境中從空間、家具、墻面與器物都是孤立存在的，幾乎無法調整與挪動。它不僅浪費，而且也隱藏著不能協調和諧的危機。用“機”的眼光重新審視和詮釋被設計的對象，或許那些“危”就不容易被固化了。
《設計》：疫情防控的需要給智能產品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您認為是否為設計專業的發展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
宋建明：智能技術帶給設計發展空間，這無需置疑。然而，為生活而設計遠不是加一個技術要素那么簡單。基于設計師的立場，在嚴峻的防疫期間，我確實對以往的設計理念與設計方法做了為時不算短時間的反思。就像我回答上一個問題那樣，過往人們對產品思考居多，而對人的生活態思考不足。差別在哪里？前者產品的關注，總擺脫不了類型化的問題，不論是建筑、室內還是器物，產品概念是清楚的，方式基本是被固化的，再設計時更多的是在做款式、色彩、質感等表面文章的變化，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是少有的。而后者則不同，關注的是不同人的生活狀態，生活方式、行為，以及居家環境下，如何有趣且自在的生活；像這樣的生活需要提供怎樣的環境和器物。這顯然是兩種設計思維方式與形態。經驗表明：只有設計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夠有開拓出新物種和環境。在后疫情時代，設計師還要新增常態與非常態變通的意識，以便當危機降臨時，人們應該能夠利用現有的資源從容地應對。
親歷了此次變故，并且觀察了危機時期的都市民眾的生活態，我確實思考了一種基于人們日常健康生活態的跨專業領域的系統設計方法和產業形態。首先建立起貫穿宏觀、中觀和微觀有機的設計理念。從宏觀角度看，設計從一個合適的社區生活態開始構想，這個社區能夠方便地為本社區的居民提供公共生活場所，配套服務與特殊救助；這個社區還能夠自如地與周邊社區形成協同交流，彼此互助，資源分享與共享，這就意味著它是融入到“城市大腦管理系統”。這樣從城區界面、社區界面以及建筑群落層面系統設計，可以建立從個體生活、多維供給、有效運營與系統組織管理系統。其次，從建筑群落與單體建筑深化設計，底樓與高層、地下層與地面層、內庭院與周邊公園之間，都形成有機性。這就要求動靜態交通流暢，人車分流，公交與私車以及非機動與人行，各行其道，便捷、安全和潔凈；而中觀層面，就可以落實到建筑內部的公共空間和私家空間都具靈活可變的。而就個體住宅空間設計，可以視為微觀層級，我的想象中，除了承重墻與硬性的上下水、氣等不可移動的裝置之外，原則上應該讓所有的空間都能夠依據生活方式與行為的要求“活化”起來，收納儲物與隔墻形成一整套“圍與隔”的體系，再配合家具、家電、家紡以及家居芯片和傳感器等形成一整套智能家居生活態所需的各種各樣的空間系統，以此最大限度地使家居空間具備多種多樣變化的彈性。空間有了變化的彈性，智能化產品就有了新的存在的條件，生活的可塑性就大大增強了，不論是常態還是非常態的生活降臨，人們完全可以在有限的空間環境里塑造出各種有趣的生活態來，使彼此愉悅，身心安適自在的應對來自外界的情況。從技術的角度看，這些都已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設計思想脫穎而出。
《設計》：在“后疫情時代”，設計教育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宋建明：最近我多次應邀做了“新文科語境下的設計學科建設”專題演講。在準備這個演講時，就同樣遇到了類似這個“后疫情時代設計教育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的問題，無須諱言，我想這“后疫情時代”我國將面臨著與西方發達國家關系會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或許某些“脫鉤”將變成可能，那么，我們原本開放的環境將遇到各種封鎖。我們及時地了解國際科學技術與哲學社科發展的新成果將會增加難度。當然，我們首先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直面國內學科發展瓶頸與短板，直面撲面而來的老齡化社會諸多問題，以及包括城鄉發展不充分在內的諸多的現實問題，以及設計界遇到各種各樣具體的問題，諸如所謂“泛時尚”的潮流，90后成為市場新興力量導致的變化，設計工具的日新月異，自媒體四處滲透，線上線下交融等等突變帶來的挑戰。作為專業設計教育工作者，必須清醒意識到這個多元并存的時代，保持積極開放的學習心態，積極地與各個學科門類展開協同合作。同時更加清醒地意識到教育的目的，除了引入新技術之外，培育新觀念，新精神、新情感和新價值的形成，最終還是要使設計新興人才力量具備創新思維的能力和創造新知識與新產品的能力。
從教與學角度來看，我常用“內修”與“外化”的“雙螺旋結構”作為我與學生交流，這是保持專業定力的具體做法。內修是指學生堅定信念，外化則是指服務社會的理念。內修五個維度：“心、言、圖、物、境”；簡要說就是：“心”，這是教育的核心，充實作為面向未來的設計師的心智；“言”，這屬于教育的內容，完善設計思維、方案文本的敘事能力；“圖”，練就設計師基本造圖與造物的體系化的表現能力；“物”，把握物態的成型能力，這些是設計師安身立命的基本功，所不同的是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設計師的造物能力顯示出更加多元化和多樣化；而“境”，則是設計藝術的價值觀，是追求的境界，是意境、哲境和美境的集合體。同樣，服務于社會、職場和市場的“外化”也同樣是五個維度：“人、事、物、場、境”。其中的“境”是連接設計師“內修”與服務社會“外化”的紐帶，它意味著從個人的內心修養向社會生活美學精神的轉化。那么，這里的“人”就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多種多樣有訴求的對象，在不同的領域會有不同的變化，諸如在城市和鄉村，這個“人”就會以政府官員與原住民的關系出現，而涉及市場，“人”的要素還會豐富，會新增為消費者與供應商、產業與投資者等等類型與關系。所有的“人”的要素，都會對設計的訴求提出要求，它會涉及到愿望，那些與人性、人愿關聯的關系。而這里的“事”則是相關的產品的內容，不同的“人”自然會涉及不同的“事”；這個“事”就是對產品——“物”與“場”乃至服務提出的訴求。外化的“人、事、物、場、境”與內修的“心、言、圖、物、境”，是相互聯動的“雙螺旋結構”的反饋。如圖所示。
學研雙螺旋結構
“后疫情時代”的大環境畢竟是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我以為：不管風吹浪打，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仿佛是莫測變化的表象中看到它本質的恒定的關系。我們只要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設計》：請給“后疫情時代”的“健康設計”提一些建議。
宋建明：在我看來不僅是“后疫情時代”，在我們現今社會生活中，民眾現實生活里始終存在著許多不那么健康的生活習慣與習俗，它反映著的是社會文明發展的水平。以這樣的視角我們的社會，就不難發現其中有不少會涉及到民間的移風易俗的問題，有些是審美意識問題，有些是奢侈浪費問題……，深究起來，這是長期缺乏以美育為核心的公民教育、包括官員的美育的問題，以及善待社會弱勢群體、老弱病殘、貧困人口等等問題。特別是我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中，有太多人失能失智老年人及其家庭需要設計介入，以減緩乃至拯救這千家萬戶的人們擺脫困境，從而使我們的社會更大范圍內顯出良治的效果。問題與成因看清楚了，所謂的“健康設計”就容易找到抓手。首先應該是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為此而設計。這其實是支撐習總書記提出的“美麗中國”的“中國夢”偉大愿景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這個大背景上論“健康設計”，我們的工作大概就靠譜了。它是一項長期的持之以恒的系統工程。我們要擺脫那種急功近利式的、“運動式”時尚做法。
此外，適應于各個社會層面的設計教育也非常重要，要樹立“設計”并非是“設計師”的專利，它應該是人所具備改造現實生活、提高生活品質的基本能力，公民教育其實就是喚醒人們沉睡的這些基本能力，再借助網絡技術可使之變成社會文明的創造力，大家各顯神通，相互交流，集全民的智慧與實驗經驗，足使得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健康，家庭與個體的生活也就變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