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正聲教授，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生導師。1989年畢業于日本千葉大學，后就職于日本東芝公司設計中心，1992年赴同濟大學任教至今，從事藝術設計學專業，專長于工業設計、環境設計、城市設計等領域。殷正聲教授還兼任中國工業設計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工業設計委員會、日本設計學會會員、原上海工業設計協會副理事長等職；先后擔任過德國博朗工業設計競賽、日本大阪國際設計競賽、中國設計紅星獎、中國十大青年設計師評選等大型賽事評委；主持過上海電動概念車、南京東路步行街、上海科技館室內設計展示、上海世博會規劃及場館設計、上海軌道交通車站標識設計、杭州城市印象識別系統設計等重大項目。
作為“中日科技交流”項目、湖南大學工業設計研究班的第一期學員，殷正聲教授回憶了當年參加研究班的過程，分享了參加研究班之Emden工作經歷和后期赴日本進修的經歷，指出在教育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素質教育基礎上展開專業教育，是我們可以從日本教育中借鑒的東西。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許多日本大企業不僅有龐大的設計隊伍，而且在公司戰略層面上讓設計發揮更大的作用，更是讓他受到很大啟發。
《設計》：請您談談對研究班的回憶。
殷正聲：在談1982年日本吉岡道隆老師來湖大舉辦工業設計研究班之前，必須講一講這次活動產生的背景。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鄧小平提出了全國進行改革開放的總路線。在這個背景下，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孫友余出訪德國，他看到德國工業產品都設計得非常有品味，無論是造型、色彩、材料都震撼到了這位部長。他詢問德方接待人員得知，德國企業擁有專職的工業設計師，這些設計師都受過大學工業設計專業的培訓。他們自豪地說起世界工業設計教育得搖籃——包豪斯學校就產生在德國。它是由幾位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師所創建。回國后，主管教學的孫部長就開始籌建這個專業，當時大部分院校歸各個部所轄，教育部管轄的學校只有師范類學校。孫部長查看了華中科技大學、哈工大、湖大等學校，認為湖南建筑較強，機械、材料、化工都齊全，因此決定在湖南籌建這個從未有過的新專業。
由于部里的決定和財經支持，1979年湖大成立了以建筑系五、六位老師為主，加上機械系、化工系以及引進畢業于中央工藝美院已在長沙輕學學校任職的老師與當時浙江美院等校的畢業生等組成了“機械產品造型設計研究室”，相當于一個獨立的系。
1979年，一機部發紅頭文件給下屬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西安、重慶、長沙、武漢等地方儀表局從事產品開發的技術人員，每局分配到1~2個名額到湖南大學參加首屆“儀表造型研究班”。學習班從1980年開始，每年舉辦一次，我即當時的第一期學員之一。
由于是新辦專業，課程基本上是美術、技術、表現、設計等各自為政的大雜燴。鑒于急需了解國際工業設計的現狀，以及工業設計教學的課程體系。一機部孫部長通過科技部向鄰國日本科技部提出了邀請日方專家來華授課的愿望。由政府對接，日本國際協力團（JICA）承辦的“中日科技交流”項目于1982年正式啟動，日方派遣了由筑波大學教授吉罔道隆和千葉大學講師永田喬等組成的師資赴湖南大學合作舉辦工業設計研究班。
這次研究班主要是面向一機部所屬學校的師資培訓而辦的，一開始我并不在其中，是與我一直有往來的湖大老師們打電話給我，要我趕快到長沙聽日本專家的課，于是我特地請假，自費赴湖大插班聽課。在學習中不僅認識了吉罔老師，還有幸結實了吉罔老師的太太，他倆對我的作品表示了高度的認可，并鼓勵我到日本留學。回到上海后，我馬上打了辭職報告，無奈那個年代，辭職非常困難，特別是工作努力、專業能力強的。經過三年多的不斷游說與努力，終于在1986年得到單位同意。拿到蓋有紅色公章的辭職信后，我趕快附上吉岡老師的太太幫我申請到的赴日留學許可書和簽有吉岡道隆老師大名的擔保書，才得以用自費公派（由于我被破格評為工程師，講師以上人員哪怕自費也必須公派）的形式，繼很多學校公費派出訪問學者后，以留學生身份在日本攻讀工業設計專業的研究生。
《設計》：您在進入研究班之前是在從事什么工作？
殷正聲：參加研究班之前，我已經是一名工業設計師。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當時中國儀表行業數一、數二的大型國企——上海電表廠的設計科從事新產品的結構與外型設計。
上海是一個特殊的城市。1843年，根據《南京條約》上海正式開埠，外國列強在上海劃定租界；設立碼頭，搞貿易；開發城市，搞建設；建立工廠，搞工業；建設街道，搞商業；開辦銀行，搞金融??。三十年代時，上海已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現代設計也應運而生，領先亞洲。張光宇曾在這里設計家具，龐薰琹曾在這里設計廣告??解放以后，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特別是上海的花布、床單等紡織品；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輕工業品；收音機、唱片機等家用電器；日用生活用品等都是全國追捧的產品，一票難求。所以這些民用產品生產廠商里一直有專業設計師的存在。
《設計》：研究班的學習經歷對您的職業生涯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殷正聲：從研究班回上海不久，我被儀表局—— 一個十萬人規模的大型國企管理局借調到科技處工作，工作內容一是主持上海工業展覽會中儀表局的各種展示策劃與設計及落實，二是領導儀表局里跨廠的工業設計小組的活動。
研究班回來不久，我就邀請湖南大學工業設計系到上海來，為儀表局轄下各個工廠的設計師們舉辦短訓班，由于局長的支持，學習班開辦很順利。當時參加短訓班的有蜚聲全國的“飛躍”、“凱歌”等品牌電視機生產廠家的設計師，有一票難求的“紅燈”、“海燕”等品牌收音機生產廠家的設計師，有新興的半導體收錄機生產廠家的設計師等。不僅有民用產品生產廠家的人員，更有計算機、醫療器械，電子產品等新興企業的有關外型與結構的設計師們的參加。
研究班對我最大的影響當數促成我赴日留學。無論在千葉大學的學習和畢業后在日本東芝設計中心的工作，我都受到吉岡道隆恩師的介紹與關照。我也一直以我學到的設計方法和在實戰中掌握的設計能力讓日本共事的設計師刮目相看。回國后，更讓我在同濟大學設計學專業大展拳腳，對學校設計教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設計》：在您的留日經歷中，給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地方？
殷正聲：日本的素質教育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初到日本，繁華的商業、車水馬龍的交通，外觀漂亮的產品都給了我震撼的感覺。今天，隨著我國硬件的發展，這些記憶慢慢淡去，唯有日本人的“軟件”——素質教育仍讓我感嘆！不同于新加坡的法制建設，日本人從小養成不亂扔垃圾的習慣，在銀座、新宿等大馬路上你幾乎找不到垃圾桶，人們習慣帶個小塑料袋收納自己的垃圾帶回家處理。乘地鐵，人一多時即自動排隊，從不搶座，從不在車廂吃東西及喧嘩。讀小學、中學每人一樣的制服，冬天里，男孩短褲，女孩短裙；普遍喜歡各種運動。學生中，大家有各自的愛好，沒有人會因為數、理論、英語好而傲視大家。我在千葉大學讀書時發現，設計系的學生，考前就非常了解設計，有些人從小喜歡設計。上大學時，設計概論、設計史類的課對于他們來說并不陌生，只是更專業一點而已。
教育普及是素質教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日本，我走過很多地方，去過很多學校，無論是大都市東京、大阪還是沖繩、北海道等小地方，學校的教學質量都差不多，學校里的審美教育、品味教育課程很多，如日本有“家政大學”、“女子學院”和眾多時尚、素質培養的專門學院；還有大學里設有“教養專業”、“文化修養”專業等可見一斑。成人后，女孩的打扮、男孩的穿著都彰顯了日本大眾的品味。審美會隨著時代變化而變換，簡單而有內涵，價廉但有品味，小型環保而又不浪費的價值觀是日本大眾的追求，“優衣庫”、“無印良品”等無不是這些理念的體現。這些非高科技類的服務設計卻創造了高于科技類產業的產值。
我國的設計教育，湖大、清華、同濟等在全球的排位都不低，水平確實也很高，但國內的設計教育兩極分化嚴重，一些學校離國際平均水平還有很大差距。在教育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素質教育基礎上展開專業教育，這是我們可以從日本教育中借鑒的東西。
《設計》：日本設計教育體系是否也經歷了學習西方，以為自用的發展歷程？您認為中國最應該從日本學習哪些方面？
殷正聲：日本的設計教育始于明治維新（1868）年，距今一百五十年之前就有留學生到海外學習，也邀請了一些外國設計師到日本講課。但日本現代設計的正式發展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著名建筑大師除丹下健之外，楨文彥、隈研吾，黑川紀章等都曾在美國留學，安藤忠雄在歐洲留學七年后成才。東京的近代美術館是請柯布西耶作的設計，東京帝國飯店從建筑到室內設計都是請賴特設計的，今天在橫濱保存和移建了很多近現代西洋式建筑，被稱為“明治村”。在工業設計方面，1982年在湖大演講的吉岡道隆教授就是戰后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讀了本科和碩士課程，畢業后回日本千葉大學任教的。吉岡老師1962年成為千葉大學的教授，由于當時千葉大學的工業設計專業在日本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很多學生或在企業擔任要職，或在日本各大學成為骨干。吉岡先生還多次應歐、美、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邀請講學而蜚聲國內外。
在日本的城市規劃、建筑、工業、商業都能發現設計的作用。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許多大企業不僅有龐大的設計隊伍，而且在公司戰略層面上讓設計發揮更大的作用。如在日本信息產業省（相當中國的信息產業部）專門設置了“工業設計課”用來制定和指導工業設計的產業政策；豐田、日產的大企業的副總都是學設計出身而又學習了管理的人擔任；很多大企業的生活研究、戰略設計由社長直接領導，凌駕于技術部門之上。交通、城市建筑往往是采取以設計師為引領，技術工程、材料等部門一起合作的模式，這是我國必須學習的。因為技術、工程等是手段，設計是為了“不忘初心”，是為了目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