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
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_Edit_ 李杰 李葉
方海博士兼任中歐綠色設計與綠色制造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中國創新設計產業戰略聯盟中國設計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高校設計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廣東省工業設計集成創新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廣州市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粵港澳設計文化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等。
2004年博士畢業于阿爾托大學（原赫爾辛基藝術設計大學）后，留校任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先后獲得芬蘭文化成就獎、中國工業設計十佳教育工作者（2015）、芬蘭獅子團騎士勛章（2016）、世界綠色設計貢獻獎（2017）、廣東省教育教學成果獎（高等教育）一等獎（2017）、光華龍騰獎·中國設計貢獻獎銀質獎章（2017）、廣東省第七屆和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設計》：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的第41年，在這幾十年中，中國設計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請您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出發，談一談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幾個時間節點和事件。
方海：首先是科技信息方面的巨大發展和進步。我于1981年進入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建筑系學習時，作為全國當時專業資料最多的建筑學科，我們的圖書資料也是極為有限的，甚至能與國際接軌的文獻僅限于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的和60年代日本的，以及少量美國的過期雜志；1988年我研究生畢業留校工作時，學校已有訂閱歐美各國主流建筑期刊；到2016年，東南大學建筑學院不僅訂閱國際各種專業期刊雜志，更有許多師生在重要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和設計作品，初步融入國際建筑與設計發展的主流學術圈。
其次是中國當代城市和建筑的長足發展。1995年當我決定赴歐美留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上海浦東的第一家大型超市“易初蓮花”開業，人山人海的盛況令人難忘，彼時北上廣的城市綜合體和高層建筑群尚在計劃當中，而當年出國留學的理由之一就是能多看看國際大師的建筑作品。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時，國際上最活躍的大型建筑事務基本上都有作品在北上廣深及其他重要城市，而2010年上海世博會匯聚來自全球的各類建筑師團隊在上海集體亮相。到了2018年，全國絕大多數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都有境外建筑師的作品，一方面有人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里已成為境外建筑師、工程師的實驗場，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為，當幾乎世界上所有的著名建筑大師和設計機構都在中國留下作品時，中國也成為了當代建筑的鮮活博物館，在這個過程中，一大批中國建筑師和設計機構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第三是中國家具和工業設計方面的發展速度驚人。盡管我國的家具和工業設計在創意和高科技方面還與發達國家有很大距離，但與四十年前的中國家具和工業設計相比較，我國的發展速度是非常驚人的。四十年前中國各大城市的家具家電與所謂的“大件用品”還需要“計劃供應”，四十年后的今天，全中國的家具家電都達到“供大于求”的局面。1996年我去芬蘭學習，已故中國室內設計學會主席曾堅先生囑托我每次回國帶回北歐設計師的圖片資料，今天的中國，早已有來自北歐和歐美日各國設計師的活躍身影。1997年米蘭和科隆國際家具博覽會上，我看到來自中國的家具制造商們拖著拉桿箱收集各展位的資料，以便回國模仿；2007年的米蘭和科隆展會上已出現中國家具的展位，而中國家具制造商們早已不能滿足于通過圖片資料的初級模仿，而是將其中意的產品直接買回家拆裝研究；2017年中國各地的家具展會上，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多家中國本土設計品牌，其中有許多中國設計品牌已多次參加國際展會。
《設計》：您從事建筑與環境設計、工業設計領域的跨學科交叉研究、中西方設計比較研究30余年，研究成果更被認為是當今綠色設計和生態設計研究的重要理念和方向之一。在您看來，“可持續設計”的準確概念是什么？涉及到哪些學科？您是如何在教學和實踐中進行“可持續設計”的？
方海：從哲學思維方面開看，兩千多年前中國的老子哲學就會有最早、最樸素的“可持續設計”的理念，然而其更重要思維觀念的則是“清靜無為”。在古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雖然不排除其互相之間的某些聯系，總體來說它們都是各自孤立的發展狀態，因此，征服自然并成為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宰是世界各大文明不斷的主旋律。自從哥倫布發現美洲，達.伽馬發現印度，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的壯舉之后，歐洲各國開始輪流主宰全球經濟，并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對全球的征服是無止境的。直到偉大的德國科學家、探險家亞歷山大·洪堡發現全球生態的一體化事實之后，“環境保護”與“可持續設計”的理念開始介入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當中，“生態設計”或“可持續設計”的觀念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引起各國的有識之士的警惕，進而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過去的一百多年，是人類科技和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飛猛進的百年高歌，人類在充分享受高科技所提供的生活便利的同時，也飽嘗慘烈戰爭的苦果，“可持續設計”在這百年發展中也經歷兩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以包豪斯為代表的“國際式”功能主義席卷全球之后，以芬蘭建筑大師阿爾瓦為代表的北歐建筑學派所開創的以“地域主義”和“生態保護”為標簽的“可持續設計”思潮，并由此建立影響全球的北歐人文功能主義設計學派。該學派尤其注重實踐，在城市規劃、景觀環境、建筑、室內、家具、燈具及工業產品諸方面都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并由此將北歐各國建成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度。北歐人文功能主義的設計觀念早已得到全球各地的認可和追隨，其核心觀念就是立足于生態環境保護的“可持續設計”，同時輔以“以人為本的人體工程學設計原則”“設計經濟性原則”“功能美學原則”和“科技與創意密切相結合的原則”。第二次高潮則基本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后尤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人們此時再次回味洪堡在兩百年前警告大家“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概念，在此時此地都開始有切身體會。人類在過去萬年的發展中對自然的破環是驚人的，在過去五十年的發展，尤其是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高速城市化和現代化，帶給我們這個星球的變化更是觸目驚心。我們看不到北極的每天的融冰，但我們切身體會到持續多年的炎熱高溫；我們看不到遍布世界的垃圾場如何包圍我們，但我們能夠體會到大規模垃圾處理所帶來的空氣質量的大幅度下降；我們看不到太平洋、大西洋上由塑料垃圾形成的龐大島嶼，但我們每天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白色污染”；全球化、信息化的社會讓我們知道這個地球上每天有多少物種滅絕，每天有多少土地沙漠化，每天有多少人口在增加，每天有多少自然資源被不可逆轉的消耗……我們雖然信賴科學，我們雖然依仗技術，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而這個地球上的資源終歸是有限的，于是我們要大力提倡“可持續設計”，真誠希望北歐人文功能主義設計理念能夠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
廣義而言，“可持續設計”涉及人類社會的所有學科。作為全球化的主題，“可持續設計”首選設計國際合作，其次涉及政策運作，再次涉及民間多層面協作模式，因此必然涉及國際關系、政治學、經濟學、文化交流諸方面學科。狹義而言，“可持續設計”歸屬設計科學的范疇，尤其廣泛地與城市規劃、園林景觀、建筑學、設計學、藝術學、工業設計等學科密切相關。與此同時，當今世界早已進入學科融合與跨界設計的發展階段，諸多基礎科學如數學、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博物學也與“可持續設計”關系愈來愈密切，這些基礎科學中的某些觀念和定律往往成為“可持續設計”的思維出發點和重要依據。當代“可持續設計”隨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因此它必然與時俱進地與諸多新興科學發生關聯，如信息科學、語言學、符號學、解構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運籌學、工程學、材料科學和宇宙學等。
作為建筑師和設計師，我在自己承接和參與的所有設計項目中全力貫徹北歐人文功能主義的五項設計原則，尤其是在中國的設計項目，更是關注與中國傳統設計智慧和中國本土材料資源的密切結合，如深圳家具研發院、無錫大劇院、成都天府國際社區教堂以及東西方系列竹家具項目等，并由此發展出“新中國主義設計”品牌，也初步形成“新中國主義設計科學”的設計理念。作為大學教師和設計學院負責人，我一方面在自己負責的課程中全力提倡北歐人文功能主義設計原則，另一方面每年邀請來自芬蘭、瑞典、丹麥、荷蘭、英國、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愛沙尼亞、德國、奧地利、美國、日本多地的專家學者開設短期和長期的設計工作坊，以不同的方式傳播“可持續設計”的全方位理念，使我們的師生在教學相長中了解和學習世界范圍內“可持續設計”的最新動態。
《設計》：請您介紹下可持續設計在國際及國內的發展歷程。
方海：從根本上講，人類數萬年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如何與大自然相知相融的歷史。工業革命以前，人們努力探索自然、開發自然；工業革命以后的百年歷程，人們主動學習自然、利用自然；到了信息時代，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也是人類已明確意識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時代，人們開始越來越深刻地思考我們應該如何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實際上，人類的每一步發展都伴隨著對自然的掠奪和破壞，“可持續設計”的核心價值觀就是規勸人類以最小化的“掠奪和破壞”換取與大自然的最大化的共生狀態。在達.芬奇的時代，歐洲剛剛發現新大陸，探索自然深入研究自然界萬物是當時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到了洪堡的時代，少數科技精類已發現全球生態一體化的事實，但其結果則是加速激發了人們深入全面研究自然奧秘的好奇心，由此帶來科技的大發展，并迅速實現工業革命；到了愛因斯坦和玻爾的時代，人們陸續意識到科技高速發展的可怕后果，尤其是原子彈爆炸的力量給人們帶來無盡的思考，以奧本海默為代表的曼哈頓團隊恰恰就是明確反對發展核武器的先鋒，直到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及其研究團隊都是在全球范圍內呼吁全球關注生態、關注環境的最重要聲音。而在實際運作方面，北歐一直默默的領先，以最切實可行的生態設計理念，建設著北歐模式的和諧社會；二戰之后的日本是生態保護與“可持續設計”的另一個樣板，如果說北歐四國的探索是小國發展模式的榜樣，那么日本的成就在展現人口超過一億的大國是如何在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設計”方面創造奇跡的。
客觀而言，中國開始談論“可持續設計”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近代中國多災多難，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持續不斷，直到改革開放進行前所未有的大開發大建設，才逐漸發現高速發展的紅利與環境破壞的代價是成正比例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巨大，人民的溫飽問題解決了，卻帶來了巨大的浪費問題以及相關的食品安全問題；城市建設大發展讓中國與世界接軌了，卻帶來了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以及過度的資源與材料消耗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國家強盛帶來GDP的持續增長，卻同時帶來國家機構的日益臃腫無效以及普通民眾的過度消費問題；中國的建筑業、家具業和諸多行業都名列全球第一，但與此同時中國對基本資源的需求和對自身環境的破環程度也是全球第一，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產業產品大都追求數量，忽視質量，并因創業能力和工匠精神的薄弱導致中國諸多核心技術的落后與缺失，在這樣一種勢態下，中國終于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對“可持續設計”的提倡和推動，中央各級領導開始強調工匠精神，開始倡導創新設計，并由此帶動一波又一波的高新區、創新產業園、雙創計劃與政府主導企業加盟的新型大躍進浪潮。無論如何，中國始終在發展，并在發展中感受到了問題所在，對“可持續設計”的倡導至少是解決問題的姿態。
《設計》：您在2017年獲得了世界綠色組織（WGDO）授予的世界綠色設計貢獻獎。請您介紹一下這個組織和獎項，以及您的獲獎理由。
方海：WGDO是聯合國下屬專門致力于全球性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非贏利國際組織，它與歐盟有密切合作，每年定期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世界綠色設計論壇及相關活動。高速發展中的中國立足于全球化視野和大國擔當精神，在WGDO建立伊始即積極參與并成為該組織最重要、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為更有效、更積極地推動全球可持續設計的發展，WGDO組織設立的“世界綠色設計貢獻獎”意在褒獎世界各地為環境保護和綠色設計作出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企業家和機構。我有幸獲得2017年“世界綠色設計貢獻獎”，主要基于：我過去二十多年間在科研、教學和設計實踐諸方面的工作，在科研方面，積極主持和參與國際國內多項科研項目，尤其對合成竹材在現代建筑、室內、家具等工業設計領域的運用作過系統的研究，出版學術專著三十余部；在設計實踐方面，如前文所述，在對中國傳統設計文化系統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現代材料科學和設計科學的探討，開創“新中國主義設計”品牌，在建筑、室內、家具、工業產品諸領域都有收獲。
《設計》：“環保可持續”這一概念近年在國內的熱度可稱得上如日中天，在實踐中是否存在認識和操作上的誤區？
方海：中國目前從上至下地對“環保可持續”的推動、宣傳和實施當然是大好事，然而，在認識和具體操作上的誤區也在所難免。這其中當然有政府主導的連貫性和學校教育的合理性等方面的問題，這方面的問題使中國與北歐和日本拉開了距離，中國必須有持久而堅定的信念保持對“環保可持續”的系統推動。具體到與設計和產品相關的層面，中國的企業家和設計師依然面臨非常大的挑戰。從設計師的層面而言，我們一方面欣喜于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巨大建設成就，另一方面也必須深刻認識到自身的職業修養和專業技能方面的不足。在城市空間和建筑方面，我們很容易看到中國過去三十年間城市與建筑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中國城市和建筑的快速現代進程已使我們與歐美日發達國家的距離拉的很近，然而，我們卻不容易看到或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北上廣及各大中城市中最重要的建筑和城市景觀都是由歐美日國家建筑師主事；在設計方面，我們很容易看到中國諸多產業如何成為產量第一并走向國際市場，卻往往忽視中國大量企業依然是以貼牌仿制為主，中國依然非常期待自主設計、自主研發并能在國際市場爭雄的優秀產品和企業品牌。站在設計師的立場來看，我們對“環保可持續”的理解還存在如下誤區，這些誤區會自發導致他們在設計實踐的操作中收效甚微，甚至釀成災難。首先是對國情缺乏全面的了解，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全面了解是當代設計師的基本修養；其次是對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設計智慧無知和漠視，由此導致盲目崇洋并失去品牌創新的原動力，中國必須努力學習西方最先進的設計理念，但決不能忘記或忽視我們本民族歷史悠久的文化寶庫所蘊含的設計靈感；第三是對現代科技尤其是材料科學的漠視，從而使很多中國設計師從構思到實際操作層面都失去了腳踏實地的堅實基礎；第四是在重視外觀造型的煙幕下缺乏對設計細節的關注，從而使中國設計師的諸多產品貌似新穎，但使用起來問題多多，細節問題層出不窮；第五是在抽象設計思維能力方面需要系統補課，例如任何設計中都要思考的比例、尺度、和諧、模度問題等，設計師只有在這些抽象思維能力方面達到成熟，才能創造出堪稱經典的設計產品。
《設計》：可持續設計是否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您所倡導的“新中國主義科學與綠色設計”的內涵是什么？國外又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經驗可以借鑒？
方海：可持續設計最大的內涵就是與環境共生，地球上不同地區、不同國家各自都有其不同的地形地貌和歷史人文，由此構成不同國家形態各異的環境特點，因此可持續設計的基本概念一方面是全球一體化的概念，另一方面則是地域主義觀念。對中國設計師而言，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設計模式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實際上，中國地大物博、民族眾多、歷史悠久、地貌各異，因此中國特色的大框架之下，設計師有更大的責任和義務發展內涵更為細化的可持續設計模式。“新中國主義設計科學”是將現代生態設計原則和科學發展觀與中國傳統設計智慧有機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綠色設計理念，它源自西方近現代設計發展中持續出現的“中國風”和“中國主義”設計藝術思潮，從最初的裝飾風格的引介和模仿，到現代設計大師們對設計原理的認知和運用，中國傳統的設計智慧不斷啟發著后人，而“新中國主義設計科學”則站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立場，以生態科學和人文科學以及最新科技和材料科學的視野，繼續探索和重新審讀中華五千年設計寶庫的方方面面，并以此為指導，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設計的運作模式。歐美日各國在這方面的發展始終處于世界領導地位，如前文所述，北歐四國和而不同，發展出領引全球百年的地域主義生態發展模式，將北歐建設成為舉世公認的和諧社會。日本的發展不同于北歐，針對自己人口密度幾乎全球最大的特色，日本尤其強調社會穩定與和諧共處，通過強有力的教育和設計方法將全日本的自然環境保護做到極致，與此同時，日本雖曾以全盤西化強國，但從未忘記本民族傳統文化，尤其在建筑、設計、藝術和日常生活細節方面，日本都能保持本民族風格特色。此外，荷蘭、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和英法德等都建立和發展出自己獨具特色的可持續設計發展模式。
《設計》：新材料與新技術的發展對“可持續設計”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方海：可持續設計的深層根源是人類對自己如何與大自然共處所做出的思考與應對。從根本上講，人類社會的每一步發展都是對大自然的索取和破壞，但后來人們終于發現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而地球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盡管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會因為自然災難、疾病和戰爭而時常導致人口的減少，但總的趨勢則是地球上的人口總數持續增加，如今已超過70億，據有關專家估計，全球人口到2050年會突破100億。而對有限的自然資源和難以控制的人口增長，人類該如何應對？新科技和新材料是最重要的手段。以糧食為例，如果沒有農業科技的成熟發展，地球早就無法供養70億人口的日常飲食。當今的世界，人們只能一方面以非常審慎的態度向大自然索取，另一方面也必須發展新科技和新材料來適應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生態平衡，這里“可持續設計”最重要的內涵要素，也是現代設計師所面臨的基本挑戰。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設計師必須時刻關注來自世界各地的科技最新動向和新材料、新工藝的發展，并及時有效地吸收到自己的設計項目當中，由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新材料和新工藝手段往往成為“可持續設計”項目的突破口。
《設計》：請提出一個您認為當下最值得業界討論的話題并拋出您的觀點。請分享1-2個最近您正在關注或研究的理念/領域/問題。
方海：有如下幾個話題值得交流和探討，即中國設計教育如何改進和提高的話題，如何深層次借鑒北歐先進設計理念的話題，中國古語“欲速則不達”與設計產品質量的話題，以及中國民眾消費觀念誤區的話題。
1.中國當代設計教育如何改進和提高？
設計師是推動“可持續設計”健康發展的重要環節，如何培養合格的設計師是中國上千所設計學院應該潛心思考的重大課題。簡單說來，設計學院最重要的構成要素，就是優秀的老師、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和設備充足的實習車間，我們大多數設計學院都基本具備這三個部分，但要說達到合格卻并不容易。首先，優秀的教師數量有限，從客觀上講大批教師受國家體制的制約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和精力應付各類項目申報、中期檢查、結題評比、教學抽樣等環節，但從主觀上講，許多教師并未完成個人專業修養的訓練。反觀歐美日大學，他們的專業教師往往就是業內最優秀的人群，由此才能教出優秀的學生。其次是圖書館建設，中國各高校雖然都建有圖書館，但許多圖書館的藏書泛善可陳，對師生很難有足夠的吸引力，而設計類圖書館對師生尤其舉足輕重的重要，沒有經典著作的收藏，設計教育的基礎必然薄弱，沒有世界各地專業期刊的訂購，師生的視野必然趨于封閉，更談不上與時俱進。第三是實習車間的完備，因為設計學科完全是科技應用類學科，與純美術和純理科都不一樣，離開了實習車間的操作訓練，設計教育一定流于空談，合格的設計學院的每一次課程作業都必須要求學生不僅有構思、有描繪、有圖紙，而且必須親手在實習車間做出實物樣品。雖然國內許多學院都順利開展與企業多層面合作的產學研項目，但學校自身的基本配置永遠是必要的。
2.如何深層次借鑒北歐先進的設計理念？
北歐是全世界范圍內優秀設計與和諧社會的樣板，尤其在高科技和可持續設計方面更是達到人類目前所能達到的最佳狀態，一方面，在聯合國有關組織宣布的最宜居國家名錄中，北歐四國都名列前茅；另一方面，在英美有關機構公布的全球高科技實力與競爭力排名中，芬蘭多次位列榜首，而北歐四國都位居前十位。中國需要深層次借鑒北歐先進的設計理念，首先是北歐四國和而不同的發展模式，給中國的重要啟發就是中國不同省份、不同區域也可以根據自己不同的地理地貌和歷史文化傳統發展出現代中國不同的地域設計風格和品牌；其次是北歐四國的每個發展模式都分別能帶給中國的多層面啟迪。如芬蘭，因其相對短暫的民族歷史和自然資源的貧乏和單一，因而自建國伊始就明確以設計和科技創意立國的基本國策，設計師和科學家是芬蘭最受尊重的人群，從而使他們得以發揮才智，使人口只有五百多萬的小國芬蘭迅速成為領引世界的設計與科技強國。而歷史悠久但自身資源更為有限的丹麥則以另一種心態完成設計立國的模式，曾經在歐洲稱霸數百年的丹麥，非常坦然地宣布全世界的設計文化遺產都是丹麥的設計財富，于是丹麥的設計創意更多地來自傳統，來自丹麥設計師與全球各民族文化遺產的互動，最終轉化為丹麥的現代設計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瑞典和挪威的設計也都與芬蘭和丹麥和而不同，如瑞典因其長期的穩定的皇家傳統和社會習俗而導致瑞典現代設計帶有更多的皇家氣息和裝飾意味，而挪威人作為維京后代之一，其設計在保持大膽創意的同時，也給人彪悍大膽的印象。
3.“欲速則不達”與中國設計產品質量。
中國古老的成語“欲速則不達”可以非常貼切地形容了中國設計產業及相關企業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狀態。真正能經受時間考驗的設計產品一定需要相當一段時間進行設計構思、樣品試驗、產品使用等一系列反復觀察與修正的過程。尤其當我們愈來愈強調現代設計產品符合“可持續設計”的規范，那么每一款設計都必須從生態設計原則、人體工程學原理、經濟性角度和創意美學層面綜合考量與評估，充足的時間是產品設計質量的基本保證。遺憾的是，國內大量企業都難以擺脫急功近利的經營心態，其結果不僅難以達到質量指標，而且造成資源的浪費。如果看看古今中外的經典產品，我們就會發現它們無一例外都是經年累月千錘百煉的結果。中國的明式家具，其基本設計構思始于宋代，至明代晚期臻于工藝水平的最高峰，成為世界家具史上無可替代的經典之作，在現代更是諸多西方設計大師的師承之源，明式家具的設計與定型是數百年無數工匠創造的結果。芬蘭建筑大師阿爾托用自己發明的彎曲木膠合板設計現代家具，歷經三年反復測試改良，終于創造出引領全世界設計風尚的家具經典系列，至今已近九十年，其所有產品仍在生產和全球銷售。
4.“薄利多銷”與“物美價廉”的消極含義。
在中國，“薄利多銷”和“物美價廉”往往非常受歡迎，符合大多數人的心態。然而從產品設計和可持續發展層面上看，它們具有更多的消極含義。“薄利多銷”實際上是在鼓勵大批量生產低質易損產品，而“物美價廉”則往往誤導消費者走上“便宜也很美好”的惰性思維軌道，其核心是廉價多銷。它們的消極意義有兩個層面，其一是消費者在使用中可能遇到的諸多問題。其二是廉價產品的生產不僅消耗大量原材料而且造成更大的環境污染。現代化的中國應該有更多人對產品的質量和耐久性更感興趣，由此達成“可持續設計”更廣泛更實在的群眾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