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曉佑博士，曾任南京藝術學院副校長、教育部高等學校設計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蘇省人民政府督學。現任南京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業設計協會副會長兼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工業設計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理事兼設計教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科普美術家協會理事長、江蘇省工業設計學會副理事長、江蘇省美術家協會設計藝術委員會主任、江蘇省首席科技傳播專家（工業設計領域）。中國國家畫院公共藝術院研究員、澳門科技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
關于包豪斯百年紀念的熱潮，何曉佑表示，包豪斯于我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力量，是一種設計的基因。包豪斯作為一個時代終究會過去，但精神是永存的，基因仍然在成長。
《設計》：今年是包豪斯設計學校成立100周年，我們究竟在紀念什么？您認為最該紀念的是什么？
何曉佑：有人說，包豪斯？到博物館去看。我覺得這里包含了兩種含義：一種含義是，包豪斯在設計發展的歷程中功績非常大，在博物館中有它的歷史地位，所以到博物館去看；另一種含義是，包豪斯已經過時了，你得到博物館去看吧。這是對包豪斯的兩種評價。我以為，包豪斯的出現，是一種設計革命，它奠定了現代設計的基礎，構成了現代設計的基因，盡管時代變化了，社會語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設計的對象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設計已經介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邊界也越來越模糊。但包豪斯所構成的設計基因到現在為止沒有改變，這個基因就是技術與藝術的結合。或許，這就是我們今天紀念包豪斯最需要的一種尊重：包豪斯的基因。
設計，中國自古就有，但是真正引入現代工業設計的理念還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其實在包豪斯成立的時代，我國就有有識之士開始介紹包豪斯的思想，比如，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科的奠基人，曾經擔任過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的陳之佛先生，1923年從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圖案科畢業，回國任上海東方藝術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設計事務所“尚美圖案館”。他在《圖案構成法》中指出：“藝術以最實在的意味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相關切，藝術化的制品，亦在最大價值之下而成為一般民眾生命之糧。”陳之佛先生對設計的描述，已經比較接近現代設計的初期含義了，如圖1。
陳之佛先生像（來自網絡）
俞劍華先生，曾任南京藝術學院教授。1976年，他把一生收藏的圖書畫冊、資料期刊、著作稿等4700余冊，以及大量國畫作品贈送給南京藝術學院。他在《最新圖案法》中論述：“圖案（Design）一語，近始于吾國，然十分了解其意義及畫法者，尚不多見。國人既欲發展工業，改良制品，以與東西洋相抗衡，則圖案之講求刻不容緩！上至美術工藝，下至日用什器，如制一物，必先有一物之圖案，工藝與圖案實不可須離。”這是我國第一個以文字的方式，將圖案解釋為Design的學者，如圖2。
俞劍華先生像（來自網絡）
但是由于中國以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沒有受到工業革命的洗禮，沒有趕上時代的列車，后來設計又走上了特種手工藝的道路，中國落后了。早期的學者，雖然對現代設計理念有所認識，但是真正將現代工業設計理念引入中國的，還是二十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批學者，其中國家第一批派往德國和日本學習現代工業設計的四位教師：中央工藝美院的柳冠中、王明旨先生和無錫輕工業學院的張福昌、吳靜芳先生，以及受到香港影響的廣州美術學院的王受之、尹定邦先生，他們和其他學者一起在全國宣傳現代工業設計理念，宣傳包豪斯的現代設計思想，在中國掀起了第一次認知現代工業設計理念的熱潮，如圖3。
國家第一批派往德國和日本學習現代工業設計的四位教師：中央工藝美院的柳冠中、王明旨先生和無錫輕工業學院的張福昌、吳靜芳先生，2008年在南京藝術學院的合影。
《設計》：包豪斯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中，教學、研究、實踐三位一體的設計教育模式為后世教育體系提供了有效的范本，您認為如何在教學中體現這三位一體？您對設計教育的理念有著怎樣的思考呢？
何曉佑：我們提出了“綠設計”的教育理念。我們理解的“綠設計”，是基于概念上的更整體的生態認識，它是一種綠色的背景，是一種綠色的境界，是一種可成長性、可發展性、可協調性、可選擇性、可廢棄性、可再生性的運動過程，它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它是一種生命的、生意的意向。“生”（創造生命）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人與自然共同構成大生命世界，因此，人沒有權利把自己做自然的主宰，而應該是一種平等的和諧的概念，人與自然都能按照它們的本性得到生命和生長。“生”就是仁、就是善，人與自然都包含有活潑的生命和生意。植物在成長的過程中，枝葉不斷地老化枯萎，又不斷地長出新芽，循常反復常綠常新，生命得以健康地延續。設計教育亦如此，教育是一種生命，一種生長，一種生意，是一種循環的過程，我們要學會批評，要學會選擇，要學會廢棄，要學會再生。綠設計不是簡單地為人，不能無限制地滿足人的欲望，而是為了人的健康需求；綠設計不是一成不變、不斷老去的生長過程，而是不斷發芽長出新枝的創造過程。它不僅僅是理念上的綠色，生態上的綠色，也包含了設計對象的“綠”，設計本身的“綠”，制造過程的“綠”，市場發展的“綠”，生活方式的“綠”。關于“綠”的認識來自于對保護自然的思考，來自于對傳統文化的思考，來自于對當代思潮的思考，來自于對人本自由的思考，來自于對社會協調的思考，但其終極指向都是創造一種人類和諧生存的方式。高校的職能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與文化傳承，因此就離不開教學、研究和實踐，這是人才培養的“教育鏈”，缺一不可。包豪斯早在20世紀初，就為我們構建了這樣的教學范式。設計教育發展到今天，這個基本范式并沒有改變，但語境改變了，教育的手段也需要隨之改變，今天的設計教學、研究、實踐需要更加深度地融合。
《設計》：您認為中國的設計教育應該怎么樣發展才會對符合中國的這種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結構？或者您認為現在的設計教育存在什么不足嗎？
何曉佑：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工業設計教育一直以“跟隨式發展”的姿態，不斷地向國際先進學習，不斷地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認知的不斷提升、企業認知的不斷覺悟、業界認知的不斷發展，中國的現代工業設計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融入我國的經濟文化建設，不斷地成長和發展的。時至今日，中國工業設計發展的春天終于到來了。
事物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問題的存在，又在不斷地克服問題的過程中發展的。當下的主要問題是：中國的工業設計如何從“斷不了奶的嬰兒”到自我成長？中國的工業設計業態如何從“跟隨式發展”轉型為“先進性發展”？中國工業設計教育如何以先進性的姿態來與世界交流？中國的工業設計要在世界上“發聲”，你憑什么有話語權？你的先進性在什么地方？也許有人說，我們已經挺先進的了。或者有一些領域在技術創新層面已經具有國際領先地位。但是，在認知層面，我們仍然是“跟隨式”的。我們學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目前我國的當下性是非常功利主義色彩的，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圖利是一個普遍的狀態。企業要賺錢，這無可厚非，企業要養活這么多人，不賺錢當然不行。企業一定是做有用的東西的。但是高校除了人才培養以外，科學研究是其責任，社會服務也不僅僅是當下型服務，前瞻性的研究帶動創新型服務亦是其責任，所以高校也應該鼓勵做“無用”的東西：對真理本身的追求，對人類未來的好奇，對理論貫通性的實踐，這才會有創造力。這一工作，需要我們教育工作者來擔當。中國工業設計要先進性發展，就要構建這樣的文化環境，就要文化創新。我們要開始構建這樣一種姿態。
《設計》：請您介紹下南藝在設計教育的改革方面的嘗試。您覺得哪些有意義或者有價值的東西是值得推廣的？
何曉佑：教育的關鍵是思想。近一年多來，我們提出了關于構建中國工業設計教育“先進性姿態”的思想，我們期望在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形成一種責任、探索、創新的教育土壤。構建這種“姿態”，我以為要從下面三個層面展開：
一是設計理論問題的認知研究。中國現代工業設計理論研究明顯滯后，也可以說，我們基本上是跟在國外理論后面前行的。雖然我們高校有那么多的博士點，但大家比較熱衷于史論研究。作為一個學科，歷史研究固然重要，但現代前沿理論的研究是作為一個先進性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中國需要提出自己的設計理論，推進國際設計理論的發展。目前我們正在博士生層面開展設計思維與方法的系列研究，如：《互補設計思維與方法》《健康設計思維與方法》《方式設計思維與方法》《協同設計思維與方法》《商業設計思維與方法研究》《動力學設計思維與方法》《傳薪設計思維與方法》《聯接性設計思維與方法》《全適性設計思維與方法》《未來型設計思維與方法》等，這些研究正在進行之中，有些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我們希望能夠提出中國自己的設計理論，或者對國際上提出的設計理論有一定的推進，當然這很不容易，但總要有人來做。今年，我們以《創新設計思維與方法研究系列叢書》的名義出版了5本專著，獲得了2019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我們期望這些研究能夠在構建中國工業設計理論的“先進性姿態”方面有所貢獻，如圖4。
《創新設計思維與方法研究叢書》/主編：何曉佑/著作者：王瀟嫻、鄧嶸、時迪、張明、唐藝（均為南藝博士研究生）
二是基礎性問題的設計研究。工業設計是一個應用學科，所以大家非常關心“當下性”問題的解決，恨不得今天引入了工業設計，明天就要得到經濟回報。對基礎問題研究的投入程度嚴重不足，因而就形成一種現象：對每一個新發生的問題，研究不深入，淺嘗輒止。其實“當下性”問題是千變萬化的，而本質是相對穩定的，如果我們不能從現象深入到本質，每一次出現了新問題都淺嘗輒止，結果每次都是從零開始。比如，工業設計需要根據人的使用能力創造產品的新功能、新使用方式，那么就需要研究人的肢體還有什么可以延伸的可能，或者加入某些技術以后人的肢體得以怎樣的延伸。它不是開發什么具體的產品，而是研究人的肢體延伸的各種可能性，這樣的設計基礎性問題的研究，不會馬上帶來經濟效益，但是其研究的成果，為我們開發新的產品會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我們給大四學生開設了一門研究性課程——《肢體基本延申方式的可能性研究》，工業設計就是以產品為主要研究對象，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這種研究要從大學開始。
三是人類問題的中國解決方案的設計研究。全球性的問題，是超越國家和地區的界限、關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問題。這類問題往往是世界性的、綜合性的和富有挑戰性的。比如環境問題、生態系統問題、能源問題、安全問題等。全球性問題需要世界性的合作，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只關注本國問題，只關注企業的“當下”問題，不關注人類共同存在問題的解決方案。比如，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缺水缺電，高原地區的包蟲病問題等。我們在碩士研究生層面開展這一類問題的課題訓練，以養成學生真正的國際意識。如果我們不從設計的角度研究人類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能發出中國的聲音，中國的設計就不可能在全球構建起先進性的姿態，如圖5。
項目：《便攜式高原開水機》設計方案/設計委托：廈門森卓節能科技有限公司/設計者：何曉佑創新設計研究室
我以為，在教育中開展這些問題的探索，對養成創新型素質，使學生具有成長型品質是非常重要的實現路徑。我們需要與世界融合，以中國的“先進性姿態”來構建全球設計領域的“社會關系”，為人類高品質生活貢獻中國的智慧。
《設計》：作為一名高校老師同時也是一位設計師，您覺得應該怎么樣更好地去融合，或引導當地的區域發展。
何曉佑：作為一名高校設計專業的教師，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工作，將“設計思維”引入企業。時代正在發生變化，工業時代所倡導的“解決問題”的設計原則正在向信息時代的“創新生活”轉變，設計不再僅僅是滿足使用功能的要求，更體現在設計對象的內在意義的表達：鏈接社會、傳遞情感、提升品質。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管理學院與設計學院教授羅伯托·維甘提在《第三種創新——設計驅動式創新》中提出“設計就是賦予商品獨特的內在意義”的觀點，認為產品的內在意義與其價值觀、信仰、社會規范及歷史傳統有很密切的關系，是人們心理與文化在產品中的映射。比如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產品設計公司意大利阿萊西公司，把生產功能性的產品轉化為給家庭創造革新的、多彩的、巧妙的、實用的產品，使廚房用品轉變為廚房文化，在其中，設計是一種特殊的創新手段，它所創新的對象是產品的內在意義。
技術是產品設計的內生動力，它解決了產品的使用功能問題，是產品的外在意義，所以，技術創新無疑是產品創新的一種內生動力。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將重心放在技術上，總是關注物與物的關系，總是用新技術來替代舊技術，而忽視產品的內在意義，那么產品就沒有完成創新的全部價值。從某種程度上說，產品的外在意義是滿足了人們的使用需求，而產品的內在意義是滿足了人們精神需求：或是一種情感的意義，或是一種體驗的意義，或是一種方式的意義，或是一種品質的意義。只有同時關注人與物的全部關系，產品才真正進入創新的狀態，在這其中文化是產品內在意義的詮釋者，是產品創新的另一種內生動力，它的外顯形式往往以藝術的方式來表達，它不僅與技術創新一起解決了我們生活中的問題，同時創新了我們的生活品質。我們必須明白，消費者需要的是更有意義的產品，來滿足自身服務與體驗的品質。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游離于物質之外的，它是一種能夠被傳承的歷史、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它是人類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形態，是對客觀世界感性上的知識與經驗的升華。將文化以藝術的方式引入產品創新之中，使產品的外在意義與產品的內在意義完美結合，突破了長期以來工業設計僅僅是解決產品外觀造型問題的局限。產品造型雖然也能反映出產品的內在意義，但設計是將現有的狀態向更好的方向引導的行為，這就不僅僅只是造型問題。技術創新與設計創新是工業發展的“兩個翅膀”，只有兩個翅膀同時撲動，才能飛得更高更遠。設計師要永遠站在用戶的前列，不斷地引導用戶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們要研究用戶，但并不是以用戶現有問題的解決為唯一指向，而是要不斷創新產品的內在意義，給用戶創造更好的生活品質。而要完成這一訴求，往往是文化的力量，如圖6
項目：《城市智能化移動微廁所》／概念設計：何曉佑創新設計研究室／生產設計：中德工業設計中心
《設計》：在您看來，最理想的教學課堂是怎樣的？或者對未來的課堂有怎樣的展望？
何曉佑：我認為學校是一個專業知識流通與應用、知識資源對接與融通、專業能力構建與養成的知識和工作的平臺，將實現專業資源的調用、行業服務的推送、知識需求的匹配、學習小組的組建、師生關系的重構，打破傳統院校課程教學模式的組織形態，讓有形課堂與虛擬課堂有機結合，開展知識學習和知識創新，并通過鏈接的方式進入其他垂直互聯網領域，實現跨界協同創新。在這個平臺上，更加開放、透明、高效的知識學習，更加便于調用知識資源，支持學習者創新能力的提升；同時也提供知識的服務（評估、專利、商務、服務等）；課堂學習不再是一個“孤島”，而是一個專業領域的集群，通過智能引擎相互鏈接，專業知識流通和應用，從而建立起一種創新生態鏈，使個人或小組更具備成長的環境。在這個平臺上，教學、研究與實踐高度融合，產學研高度合作，進而構建智能化、精準化、個性化的教育新常態。
《設計》：您認為設計教育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怎么樣，請您從您的角度出發跟我們談談您的暢想。
何曉佑：作為一所大學，最主要的是有一群好的老師。當一群有思想的人在一起就能形成碰撞，碰撞就能產生火花，思想就能流動起來。當年的包豪斯學院就是集聚了一批有思想的老師，才有了包豪斯精神。我一直對于師資隊伍有個想法的，中國老話說“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希望大學師資隊伍是5:2.5:2.5，即50%的在編老師、25%的國際老師和25%的企業導師。這樣一種構成中，50%的基本老師隊伍偏重于教穩定的課程，包括基礎課程、核心課程、研究性課程，有一定的穩定性；另外的25%完全國際化，可以把國際上最新的信息帶進來；25%的企業老師可以是兼職的，這些老師對企業的需求和生產流程很清楚，能夠把企業的信息直接帶進去。我覺得這樣的師資隊伍構成比較合理，真正做到國際化和產學研合作。
作為一所大學，學術研究應該是一種“自覺行為”，而不是一種“功利路徑”，大學老師不會因為所謂的“光環”而急功近利，而是踏踏實實地做自己喜歡做的研究，并具有一定的持續性。比如我們從事“中國傳統造物智慧啟迪現代產品創新設計研究”，持續了十幾年。最開始的時候，為了申報南藝設計學科博士點，自設了《中國傳統器具設計研究》的課題，從設計的角度，個案研究了100件中國傳統器具，當第一本書出來以后，2004年我們申報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005年獲得江蘇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當出版兩卷以后，2007年獲得第一屆中國出版獎圖書獎；該項研究共出版了四卷。項目結束以后，我們的研究并沒有停止，開始延伸到中國傳統器具設計智慧啟迪現代產品創新設計研究領域，2008年申請了江蘇省文化科研課題，研究轉向創新設計研究方向，在這一主題下的師生設計獲得國家和省級多種設計獎項；同時將這一研究引入教學，2010年被江蘇省教育廳遴選為省級精品課程。那個時候，傳統啟迪創新的研究在學界并不引人關注，我們持續申報國家和教育部的課題都沒有獲得成功，但是我們并沒有停止，仍然繼續開展這一我們認為有價值的研究，并在研究中進一步提升到中國傳統造物智慧啟迪創新的層面，并引申出“互補設計思維與方法”的研究，該研究論文2012年獲得中國工業設計協會頒發的“中國工業設計發展十年理論貢獻獎”。與此同時，我們將這一研究引入企業的設計研發，為海爾、三星等企業提供了多個創新產品的概念設計方案，為企業提供創新產品的原構思。該項目研究我們一直持續到今天，2016年作為“中國設計思想當代應用研究”中的核心子課題，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藝術學重大招標項目；2018年“國際化視野下的傳統造物創新產品設計課程教學團隊”被江蘇省教育廳遴選為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優秀教學團隊；2019年該研究獲得國家藝術基金人才培養項目。從中國傳統器具設計研究→中國傳統造器具設計智慧啟迪創新產品設計研究→中國傳統造物智慧啟迪現代產品創新設計研究→國際化視野下的傳統造物創新產品現代轉譯研究，該研究一步一步地跟著時代不斷成長，引入教學，培養了師資團隊，培養了學生團隊；引入設計實踐，為經濟建設服務。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斷引申擴展、不斷成長發展的研究，是我認為有價值的研究。這項研究還沒有停止，2019年10月，我們以“中國傳統造物智慧啟迪現代產品創新設計研究”為專題最新設計的18件產品設計方案，參加了“2019世界工業設計大會的國際設計博覽會展覽”并獲得好評，其中一件產品被企業看中，開始進入生產型設計；有若干件設計方案獲得企業的聯合開發意向；有6件產品設計方案被選擇參加11月份在上海舉行的“長三角創意設計聯展”。明年，我們將出版這一專題的專著和論文集，作為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的小結。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們沒有被現在的評價體系所左右，我們認為這一中國設計的“思想基因”作為一條原創型設計研發之路，可以持續性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