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新元博士，教授，現任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數字光影技術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組部國家級專家，教育部動畫數字媒體專業教指委委員。先后完成了“國慶70周年’光耀湖北’彩車”“武漢長江大橋燈光秀”等多項重點文化與科技融合工程。

蔡新元教授認為，信息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實際上是透過更先進的信息傳遞的手段，讓更多的人建立一個相互聯系的網絡。所以在數字化數字媒體的時代，設計師的職能變成了設計創意工作的組織者和聯絡者。某種程度上來講，設計師的跨領域的協作能力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當代設計師應該考慮如何在技術的發展的當下尋找跨界合作與共存的平衡點，尊重歷史和傳統，應用技術的優勢，以合作共存的心態去面對今天的技術世界。

《設計》：設計師的知識結構有哪些改變？設計師如何應對這種現狀、前景和危機？

 蔡新元：設計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回顧從手工藝時代到信息時代設計師作為一種職業類型的變化可以發現，時代的變革不斷影響著設計師的職能改變。在數字媒體藝術的環境下，尤其是當今數字技術在深入的改變著我們整個社會的結構和設計師的知識結構，較工業化時期當代對設計師的知識結構的要求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

在工業化時期之前，我們以手工藝人為例，手工藝人的核心職能實際上是對其作品從造型到語義的一種主宰性的表達，即從造物方式到觀念傳達無不體現手藝人自身的工藝與匠心的表達，作品的優良與手工藝人對生活的敏感性和親身體驗、材料體驗悟性、審美及動手能力息息相關。

到了工業化時期，社會分工成為了工業化的最典型的特征。在面向工業生產的產品開發中，設計師就變成了分工合作的生產環節中間的一個部分，設計師只要畫出產品設計圖紙，工人即可按照圖紙進行制作與生產。建筑領域也是一樣，建筑師將設計想法畫成設計圖紙，工人可以去按照圖紙進行建造與施工，所以在工業化時期雖然設計師是一個設計的核心，但是它也是一種可獨立工作的部分。

納西族東巴神路圖

隨著數字技術的介入，我們進入了信息社會，信息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實際上是透過更先進的信息傳遞的手段，讓更多的人建立一個相互聯系的網絡。所以在數字化數字媒體的時代，設計師的職能變成了設計創意工作的組織者和聯絡者。某種程度上來講，設計師的跨領域的協作能力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當代設計師應該考慮如何在技術的發展的當下尋找跨界合作與共存的平衡點，尊重歷史和傳統，應用技術的優勢，以合作共存的心態去面對今天的技術世界。所以可以看到當代設計師在項目設計中聯絡更多的各種行業的專家，比如我們做一個東巴文化非遺傳承的項目，設計師就需要聯絡非遺傳承人、動畫師、計算機編程的人員，設計師的角色更像是一個中間人，讓行業之間相互產生信息的連接，最后能夠組成一個協作的網絡，共同來推進一個有生命力的作品。

因此，數字媒體時代的設計作品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具有了延伸性，這就是數字媒體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其通過設計的過程與結果建構更具生命力的網絡體系，而設計師正是該網絡體系中的重要節點，當代設計師的創作過程從“創造個體”向“構建關系”轉變，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成為網絡中的節點上，而非信息孤島上。

《設計》：數字媒體技術與藝術在創意文化產業中有哪些應用？

蔡新元：數字媒體技術與藝術的結合實際上是人的感知，經由技術得到了更廣泛的延伸，可以更好地服務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而創意文化產業的本質是挖掘“人”的溢價，所謂溢價就是指額外價值，如情感價值。傳統的創意文化產業是以文化產品為主導的“物化”的產品，而在數字媒體時代，新媒體融合將極大地擴張人的感知邊界。換言之，因為有數字媒體技術和藝術的介入，這種體驗的邊界極大擴張，所以有更多的人參與在這種情感和體驗在里面，其價值就會變得非常高。比如動畫起家的迪士尼所衍生出的文化創意產品——米奇玩具就是典型的工業時代的創意文化產品。進入數字媒體時代以后，隨著文化產品的產業意識不斷增強，產業鏈終于有所延伸，產品形態也豐富了許多。其演變成了一個“活態‘的產品，如動畫、音樂、舞蹈、戲劇、影視等。而迪士尼樂園實際是一個迪士尼文化的體驗集成環境，它包含電影、表演、沉浸式的游樂項目等各種體驗類的項目，在體驗經濟時代人們更愿意為自己的體驗和情感買單，這就是數字媒體藝術的產業應用與商業價值。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創造了包括新的就業機會、新的行業、新的市場，最后推動了在數字媒體時代一種新的創意文化產業。

東巴文化數字博物館室內

近幾年來，國家推出了不少關于數字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特別是2018年國務院發布的《“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通知》中首次提出“數字創意產業”概念，由此看出數字媒體藝術和技術所結合創造的一個全新的領域。此后，數字創意產業領域愈發活躍，促進數字創意產業發展的政策頻頻出臺，2020年我國數字創意產業相關行業產值規模將達到8萬億元。未來產業會加快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全息成像、裸眼3D、文化資源數字化處理等核心技術的創新發展和在數字文化創意創作生產領域的應用。

圖中一部分是2016年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上的作品，一部分是GAN人工智能繪制圖

《設計》：人工智能對于當下設計藝術創作的影響有哪些？設計與藝術學科有哪些“進化”趨向？行業對人才的基礎素養、實踐能力有哪些具體要求？

蔡新元：透過歷史可以發現，過去以技術為壁壘的行業，都有可能逐漸被科技和機器而取代。就如19世紀攝影術發明之后職業人像畫師就幾乎不復存在，同時促使了藝術的變革和印象派的誕生。隨著“人工智能”概念誕生與發展，相關技術在藝術應用層面也日趨成熟。當代藝術創作門檻正在放低，精英對藝術的壟斷宣告終結，以往沒有資格自稱“藝術家”的大眾能夠借助智能工具，自如地表現心中的圖像，成為在場的“制作者”（maker）和“創造者”（creator）。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技術極大地提升了藝術的想象力與創造力，豐富了藝術的形式與創作工具。人工智能時代計算機的“創造力”可以被培養，假定計算機作為藝術創作的主體——藝術家來加以構建。使機器具備強大的表征學習能力，也使機器學習從技術范疇上升到“思想”范疇。此時，通過調用包含大量藝術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專家系統，可以實現對機器藝術思維模式的培育，形成具有“藝術自覺”與“創造力”的人工智能“藝術家”。比如，由Google開發的AutoDraw即利用AI算法對藝術家的草圖的自動加工與制作，作曲家、詩人、畫家等可依靠它來完成基本輸出，然后進行擴展與完善。這極大地提高了藝術創作的效率，也意味著開拓出人機合作進行藝術創作的新路徑。人工智能藝術在今天不僅是一種從主題、形式到技術都令人驚嘆的前衛藝術類型，而在日益擴大藝術的外延。從藝術內部的形式與審美完善，到藝術外部的社會化、政治化觸發，人工智能藝術導致藝術功能、藝術價值、藝術家身份認證、藝術評價體系等問題都要重新界定。

2019長江燈光秀啟幕秀

人工智能時代的藝術設計應具有的特征可以概括為沉浸、可視化、反饋、動態、個性化和生物化，這些特征是一個完整的遞進邏輯。在第三次浪潮的第二階段，即生物與信息、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的建構正在成為21世紀后半葉的主要的普及對象，也是生產角度的下一個熱點與前景，以生物為媒介的藝術創作觸及了生命的秘密，類似于生命科學在實驗室的研究進程的延展，但本質上與后者有著絕對的區別：科學實驗的主要目的在于得出一個科學合理的結論，而藝術的主旨則是要求作品能引發觀念的產生以及與人性關聯的思考。

現如今，在AI、VR、AR、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設計需要藝術家全身心接納先進技術，與AI齊頭并進，唯有此才會獲得真正發展的機會和空間。不僅是設計，其實這個規律是同樣適用于各行各業，在變更到來之時，各個行業依然會持續發展，然而沒有跟上變革步伐的人就可能被淘汰。人工智能一方面為設計創作提供了創意技術與工具，另一方面，也給設計師的生存的危機和考驗，在設計行業中最基礎的設計是掌握一門技術的美工；高一層級設計師是能夠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并能總結出理論，而最高層級是能夠跨領域整合資源管理與協作的創新者，在藝術發展和科技發展之間找到新的突破點。因此，設計師們除了掌握設計技巧與方法更需要提高自身創新的意識和跨學科整合能力。

“江漢關元宵光影秀”（2013）

《設計》：您參與過眾多國家、省、市重點文化與科技融合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用科技的手段去實現文化的傳播？您如何看待科技與設計之間的關系？如何才算完美結合？

蔡新元：從科技與設計的關系來看，在我看來科技與設計實際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層次，是科技的發展帶來了新工具、新可能，而設計是用創意的方法把科技和未來做了一種連接，或者也可以理解為設計是科技的文化催化劑。科技不一定都能進入文化，但是借助設計這種創意的方法，實際上是可以把科技變成一種新的文化方式，將創意與科技的原理做緊密地貼合，由此自由生發出新的領域和空間。

以投影秀為例，我們知道投影機是一種科技產品，以往對投影機的科技關注的是如何更亮，如何有更高的分辨率，其應用場景也大都是會議和教學。但是如果將投影投射在實體建筑外立面上，通過影像融合和畸形矯正技術，就產生了“建筑投影”全新的領域。建筑投影（Projection Mapping）以突如其來的震撼畫面、顛覆真實世界的逼真影像，迅速步入社會生活的公眾空間，成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首先，建筑投影帶給人一種最直接真實的沉浸式體驗，實體建筑與虛幻影像間的矛盾被縫合，帶給觀眾一種虛實交融的全感官融合體驗；其二，建筑衍生出一種強大的媒介功能。其三，對于公眾來說，投影逼真迷幻的影像具有極強的造景能力。

我這些年帶領團隊先后完成了“國慶70周年天安門游行的’光耀湖北’彩車”、“2019武漢長江大橋燈光秀”、2018國慶“我愛你中國”長江燈光秀、武漢市黃鶴樓光影秀、武漢市知音號光影秀、武漢東湖綠道公共新媒體藝術品、APEC 會議北京奧運瞭望塔光影秀、“2013國慶北京天安門廣場光影秀”、“武漢江漢關光影秀”等多項國家、省、市重點文化與科技融合工程。

 

 “國慶天安門花籃光影秀”（2014）

《設計》：設計學科的發展、教學體系設置如何應對這些變化？

蔡新元：從學科發展來看，當前國內設計學科的最大問題是學科分類太細，比如設計學作為一級學科，在設計學之下又劃分了環境藝術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產品設計、數字媒體藝術等8個二級學科，而這種學科分類的過細，實際上是工業化時期的分工細化在教學上的一種再現。在從教學體系設置上看，各個學科之間知識重疊且封閉，這種封閉造成的了專業之間的信息不流通，進而導致學生的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在下降。另外，各個學科之間的這種教學培養體系，更注重的是技術方法的培養，如軟件等一些方法類的技能訓練，而不是一種創意類的思維訓練。 

國際上，近年來備受科技與藝術界關注的MIT媒體實驗室，開展了大量比如可穿戴技術、人工智能、人機交互、虛擬現實、全息攝影、情感計算等科幻味十足的研究。但Media Lab并非來自人工智能，也不是航空航天，它的雛形是建筑與規劃學院的媒體藝術與科學專業的博士項目。媒體實驗室在學科與教學上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把重點放在“無定向研究”或者稱為“反學科”，即在不同學科間的空白處著力，也就是說他們想做的事情不適合任何現有學科。并要求每個研究者必須掌握至少兩個交叉學科領域，具有多維度競爭能力的人齊聚在一起，不受限制地發揮想象力，探索關于人類未來的研究；第二是以創新驅動的教學體系推動發展，強調培養具有敏捷思維能力敢于質疑權威并獨立思考的創新者。三十多年來MIT媒體實驗室給我們的學科發展樹立了一個榜樣，展示了團隊如何適應和利用反學科方法和一系列核心原則來適應和利用不斷發展的趨勢和演變的新世界。

“國慶70周年’光耀湖北’彩車”（2019）

應該說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國內設計學教育體系并未全面隨時代進步而進步，學科發展理念的滯后，專業數量有增有減，再加上各專業之間的相對封閉，對設計人才的培養而言恐怕不利。對于設計教育者而言，應該站在數字媒體時代的背景下，不斷更新對設計的認識，趕得上技術變革的步伐，否則當下設計教育所培養出來的設計師就可能被淘汰。學科理念上應該鼓勵推動跨學科合作，促進更加專業化和前沿的研究，推動學科向科學、藝術、技術融合的綜合性學科，培養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全球視野、創新精神的高素質設計與藝術人才。在設計教學設置上，應對當前數字媒體介入的智能時代，正是缺少具整合的設計能力人才，應加強學生與社會聯系及學科之間的融合，培養其跨學科整合資源管理與社交的綜合能力，使學生成為未來設計創新者。

Krebs創造力周期，藝術、設計、科學、技術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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