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軍，黃山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本科畢業于鄭州輕工業大學，碩士畢業于浙江大學，清華大學訪問學者。黃山首繪創始人，光華設計基金會設計教育專項基金秘書長、中國工業設計協會科技設計分會名譽副理事長、教育部職院藝術設計教指委產品設計專委會“1+X”證書工作組副組長、工業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工業和信息化領域專家、全國機械工業設計創新大賽專家庫專家。曾獲（2016）光華龍騰獎·中國設計業十大杰出青年、安徽?。?018）第三屆突出貢獻人才獎提名。 

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管理創新、科技創新與設計創新。作為工業設計行業，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以疫情后有可能出現的國家戰略及社會認知變化為契機，在全世界最齊全的工業門類的土壤上，以設計創新為“投名狀”，真正進入由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的主戰場。梁軍認為，四十年來有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設計人的心頭——什么是“中國設計”？在“后疫情時代”，尋找這個答案的思路應該會更清晰。

《設計》：請您談談疫情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有哪些？

梁軍：相比2003年的非典，新冠疫情的波及范圍更廣，沖擊程度更深，持續時間也更長。如果說非典是歷史與自然對人類的一次月考，那新冠疫情可能就是一次升學大考。往遠說，是人類幾千年來所建立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21世紀的一次大測試；往近說，是自二戰結束起，歷經民族獨立運動、冷戰、經濟全球化等歷史進程后，對各國家與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建設成果的一次檢驗。疫情中，我們不但見證了這段歷史，更見證了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在考試中所取得的優異成績。而且，還將見證成功“升學”后，在“后疫情時代”更多可期的成就。

從社會影響來看，如果說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疫情之前還處在學習與建設階段的話，那在戰勝疫情的過程中，“四個自信”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驗證。我們的社會，也會更加自信。

從個人影響來看，在全民參與的抗疫過程中，我相信每一個“向上”和“向善”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的緊密聯系。起碼，我作為一個藝術類背景的設計專業一線教師，在疫情后更加深刻感受到，個人的發展除了努力與命運的眷顧，離不開國家的發展與時代際遇。

2016年獲光華龍騰獎-中國設計業十大杰出青年

《設計》：您對“后疫情時代”設工業計行業的發展變化有哪些思考？

梁軍：“后疫情時代”工業設計行業的發展肯定要有變化，也應該有變化。至于如何變化，我們可能需要先思考疫情所帶來的影響與認知變化，再來反推行業應該如何擁抱這種變化。

從共時性來看，中國能率先迅速遏制疫情并恢復生產與生活秩序，除體制與文化優勢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基礎——制造業。中國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不管是抗擊新冠疫情，還是自身復工復產，甚至是對外國際援助，這個齊全的工業體系都是我們戰勝危機的基石。在經歷了多年的虛擬經濟、金融資本的“狂歡”后，我們發現，制造業才是保障國家穩健、民生穩定，并能從容面對重大危機的壓艙石。否則，即便是虛擬經濟、金融資本發達如美國，在實體經濟過于空心化后，面對危機時不但無法護國、救民，反而會因為金融資本的無限貪婪和虛擬經濟的過度反噬，對危機雪上加霜。而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管理創新、科技創新與設計創新。作為工業設計行業，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以疫情后有可能出現的國家戰略及社會認知變化為契機，在全世界最齊全的工業門類的土壤上，以設計創新為“投名狀”，真正進入由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的主戰場。 

從歷時性來看，自改革開放之初，以柳冠中先生、張福昌先生為代表的第一批“探路者”，先后赴德、日留學，回國后成為中國現代設計教育“拓荒者”與“布道者”，奠定了現代意義上的設計及設計教育基礎。此后，一批批設計師走出了國門，問道、求學、從業，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設計力量后，再陸續歸國返哺中國設計；一大批根植于中國本土的設計力量，在思考中國設計的生根、成長；一大批優秀的設計教師，在探索中培育著未來的設計力量。但這四十年來，可能有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設計人的心頭——什么是“中國設計”？在“后疫情時代”，尋找這個答案的思路應該會更清晰。

面對疫情的全球肆虐，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與文化優勢已經得到檢驗。設計行業作為整個社會的一個小小組成部分，可能真正要想、要做的是，如何根植于這些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已有優勢與制造業的土壤，尤其是雙循環的背景下，在差異中尋找自身的真正價值，再通過不同的商品或文化承載著這些價值走向全球，從而縮小差距，甚至形成超越。如果一味還只看差距，不思考差異，會更容易迷失，就像列寧的第三國際彈不出舊中國的苦難一樣，再多的國際大師、國際大獎，也同樣奏不出中國設計真正的凱歌。此外，縱觀工業發展史，工業1.0時代我們在歷史中缺席；工業2.0時代我們在經歷戰爭戰亂，工業3.0時代我們抓住了尾巴；工業4.0加后疫情時代，是我們最可能抓住并反超的機遇。往大了說，這是行業的歷史責任；往小了說，這也是個人的發展機遇。 

2017年策劃組織“中國工業設計師職業發展論壇”

 《設計》：您認為疫情對文創產品的設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梁軍：這是一個相對“沉重”的話題。文創產品是一類比較特殊的商品，需求上相對非剛需，銷售上相對小眾化，技術上相對低科技，消費上更是非高頻，導致文創行業這些年先天發育不足，不少文創產業從業者也自嘲“雖然愛得深，但文創是個坑”。近幾年，地方政府、相關企業與行業組織、社會與消費者，包括資本，都開始逐漸關注與重視。設計有賞網曾對2019年中國的工業設計類大賽進行過一個統計，文化創意類比賽以總計2942萬獎金、458組高居榜首，排名第二的箱包服飾類僅為731萬獎金及77組，這是一個風向。我有一個不太嚴謹的看法：當哪個設計領域賽事密集時，也是這個領域在試水、探索，有可能要破殼而出的時候。而剛好在這樣一個關口，突然從天而降新冠病毒這樣一只“黑天鵝”，造成的沖擊與影響不言而喻。

危機，往往也是危險的機遇，在以交換為本質的商業面前，再深的愛也是無力的，疫情會對先天不足的文創產業帶來更殘酷的優勝劣汰與行業洗牌，也會倒逼空有情懷、徒有手藝的企業更加清醒地認識商業與文創的本質。在后疫情時代，企業、市場、消費都進入商業的深水區“裸泳”后，設計的商業價值有可能會得到更好的聚焦與彰顯，文創產品設計從業者要積極做好應對這種變化的準備。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曾談到，“文創產品，一方面要深入研究人們的生活，人們生活需要什么就研發什么；另一方面要深入地挖掘文化資源，把文化資源提煉出來，和人們的生活對接，人們才會喜歡?！本驮O計本身來說，如何在“裸泳”中以產品為載體，借助文化這一手段，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方案”，為企業提供更好的“創新價值”，可能是我們需要去認真思考的根本問題，也是文創產業能真正破殼而出的關鍵。 

2018年揚州運河文化旅游商品設計邀請賽終評評審

《設計》：請您談談疫情后的工業設計教育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梁軍：工業設計教育的變化我不敢去斷言，但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疫情后我想更好地去融入愛國與歷 史觀教育。

這絕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恰恰是現在很大程度上所缺乏的，而這種缺乏是導致學生喪失學習動力、缺失行業使命、迷失長遠目標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代的大學生所擁有的知識渠道與專業環境比我們上學時要好得多，在經歷國家的快速發展及抗疫的階段性勝利后，他們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與身份認同也比我們那時候要強。如何將這一代學生的愛國與歷史觀教育同專業學習、職業發展相統一，引導他們真正能“扎下根、靜下心、受得罪、扛得事”，以避免盲目的“自嗨、自負、自戀、自狂”，可能是教師的新課題，也是職責。否則，我們培養出來的設計人才，在未來面對更大的社會壓力與誘惑中，既容易陷入個人的職業迷茫，也會影響設計行業的發展，甚至影響中國制造的轉型升級，進 而導致多輸的局面。 

一個時代的發展，終究是要靠人的，如果這個時代本該熱血的青年都陷入“直播帶貨、快遞外賣、選秀造星、教人發財”的虛幻世界，未來怎么辦？一個行業的發展同樣要靠人，如果這個時代的優秀設計人才都進入互聯網、房地產等“快進快出”的金融資本領域，誰來為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提供設計創新的智力支撐？真正關系到基礎與根本，向下能反哺農業、向上要支撐商業的產業資本和制造實體，又何去何從？

今天全球競爭的本質是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生存發展競爭，為什么我們國家要這么辛苦的建立全世界最齊全的工業門類，因為我們只能靠自己，因為制造業是否強大，對于經濟、稅收、就業直至強國都是極其重要的關鍵因素，更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被少掐喉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要求工信部將創建國家工業設計研究院作為推動制造業創新體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進行落實，2019年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十三部委共同印發《制造業設計能力提升專項行動計劃》，這也意味著從國家層面在定位工業設計的價值、推動工業設計的發展。很多學生問我專業的未來，我說國家的這些要求就是工業設計的未來，也是我們的未來。不是說互聯網、房地產不重要，而是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工業設計人去做。如前面所談到的，中國工業設計在差異發展中縮小差距的接力棒已經傳遞到了我們手上，能在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進程中施展抱負、開拓事業，就是最好的專業與愛國、職業發展相統一，也將會是最長遠、最有生命力的自我價值實現。  

2018年世界工業設計大會獲TIA（全球十佳）設計教育獎

《設計》：線上設計教育能否取代線下設計教育？

梁軍：這是2020年從相關主管部門到社會再到資本，都在熱議的一個話題，也是各方不自覺在互聯網上合力形成的一個“偽命題”。相關主管部門在去年基于疫情對教學手段進行探索與調整，以保障穩定與工作的有序推進；社會基于安全、經濟、便捷等原因，對線上教育進一步接受；資本，則是基于利益，想以疫情為契機，收割自2003年非典后還未完全占領的教育陣地。 

線上還是線下只是“術”，能不能取代，哪些可以取代，哪些無法取代，還得看教育的“道”。教育行業的產品、需求對象、交換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管理模式都有自己的獨特屬性，這種屬性只圍繞一個核心載體——人。產品來源于人（教師）的知識體系輸出，需求來源于人（學生）的知識需要，交換方式是師生間各種形式的互動、交流、碰撞與發酵。而管理模式，則是在教與學過程中，師生間溝通、協調及問題解決的制度與手段保障。 

在線上教育的“趨勢說、風口說、取代說”爬滿互聯網時，教育工作者不能固步自封，但也不能人云亦云。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都只是實施教學過程，達到教學目的的工具。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在多了一條可選擇的路徑后，哪些知識體系的輸出適合線上，哪些適合線下。如理論、觀念、通識性課程，通過線上是不是教學更便捷、傳播更廣泛；而技能、實踐、實操性課程，我個人認為起碼以現階段的線上教育技術，還無法取代。去年，曾和一個線上教育平臺的投資人開玩笑說，“如果哪天藍翔技校能將挖掘機技術搬到線上了，再來談所謂取代”。 另外，也真的想和資本說一句，這些年你們占領的領域已經夠多了，高抬貴手，不要再把教育這個“人與人之間播撒與收獲知識、情感的最后陣地”，變成赤裸裸的商業利益收割場。

2018年世界工業設計大會國際設計教育高峰論壇演講

《設計》：線上設計教育與線下設計教育的結果會有哪些差異？

梁軍：差異肯定存在，這種差異首先得按課程類型來分析，同時要看到影響，更需要思考對策，不能一概而論。

真正優質的理論、觀念、通識性課程，不會只局限在一個小范圍內，被“束之高閣”。不管是在偏遠地區還是在一線城市，學生都能通過線上獲取更優質的教育資源，獲得更好的教學結果。而這種變化，反過來也對教師隊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學生在線上學習完王受之老師講授的《世界現代設計史》，可能會對線下的課程提出更高的要求，反促教師能力的提升，從而影響教學結果的長遠變化。

而技能、實踐、實操性課程，在線上教育的技術還無法完全做到無障礙互動、交流、輔導及監督時，教學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影響。在迫不得已要進行線上授課時，會對教師的講授內容、教學管理與輔導形式提出更高、更具體的要求，以彌補這種影響。如：講授示范時，可提前將實操中常出現的問題進行反復重點強調；教學管理中，可通過互動、提問、點名等形式進行更好的管理與監督；隨堂輔導時，個別性問題可通過語音與視頻連線輔導，普遍性問題則可通過教程錄制解決。

2019年策劃組織“首屆中國工業設計領域碩士研究生教育高峰論壇

《設計》：疫情對旅游行業的沖擊，是否會促進新文創產品的誕生？

梁軍：什么算“新文創產品”不好定義，會不會誕生更不好預判，但應該要整體往更“新”的方向走。以文創產品中相對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商品為例，在疫情下不管是被動還是主動，都該去探索營銷模式的“新”、產品定義的“新”、行業土壤的“新”。 

首先，通過營銷模式的新，先活下去。去年旅游業受到的不僅僅是沖擊，而是腰斬式的重創。按中商產業研究院的統計結果來看，2020年國內旅游28.79億人次，同比下降52.1%；旅游收入2.23萬億，同比下降55.7%。旅游商品本身就普遍存在創新成本大、價格定位高、購買受眾小等問題，在疫情的沖擊下，更是舉步維艱。要改變在景區或門店里的“陣地戰”模式，在線上與線下同時主動出擊，先消化已有庫存，再探索新品類。線上，可以選擇合適的品類與虛擬旅游平臺、旅游門戶網站合作，或通過直播等形式銷售。線下，可以積極往相對剛需的旅游場景中滲透，如與酒店、飯店、旅行社、景區管理單位、服務區建立共贏關系。要“動”起來，在“運動戰”中突圍求生。同時，為市場的回暖積累新渠道，為新品類的拓展積淀新認知。 

其次，是產品定義的新。在疫情之前，以及未來可期的市場回暖，旅游商品并不缺市場，而是缺好產品。旅游商品市場的產品類型，普遍存在“看不上、買不起、帶不走、送不出手”的情況。如何挖掘好旅游商品的地域化、場景化、體驗化特征，并結合社會需求與商業需求，開發出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方案“的產品，才是破殼的關鍵所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行業土壤的新。我國的旅游商品行業一直發展緩慢，在旅游經濟結構中的占比一直不高。以旅游為支柱產業的黃山市為例，2019年全年接待國內外旅游者7402.21萬人次，旅游總收入659.45億元，而旅游商品的占比，多年以來一直在20%左右徘徊。世界旅游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早在2005年，這一比例在旅游業發達國家與地區就高達40%-60%。疫情之后，更該痛定思痛，探究原因何在。否則，再面對一次危機，可能就只能坐以待斃了。近些年，政府不可謂不重視，行業不可謂不努力，設計創新人才、制造企業、供應鏈、銷售渠道、資本、物流等可調配的配套資源不可謂不完善，但以千萬計的線下流量為什么白白流走？按個人的觀察與總結，其根本原因是行業土壤和協作模式的問題。舉個例子，2018年故宮口號火爆全網時，有國內相關管理部門和國企與我交流，有沒有辦法打造出同樣的爆款。我直言，故宮擁有如此強大的IP，有相對更成熟的商業模式與營銷模式，能出爆款是必然，不出才不正常。反之，當這些基本要素都不具備時，能出才不正常。究其原因，在于相關主管部門、國企、私企的定位不清，沒有分工，反而在越位，更直接一點評價就是相互奪食，再深層次原因就是急功近利。主管部門的主要作用在于扶持與引導行業的發展，并解決企業無法解決的問題，如跨部門協作、知識產權保護、利益協調等；國企的主要作用在于，代表主管部門以商業手段打造IP、建設渠道、構建平臺，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設計、生產、銷售及智庫資源形成合力，并不斷優勝劣汰出優質資源進行再整合；私企的主要任務則在于，避免孤軍作戰，在主管部門與國企的建設基礎上，通過具體產品在市場中廝殺，并不斷自我優化與推陳出新。在構建好一個“政府扶持、國企搭臺、私企唱戲”的行業土壤后，可能才能真正建設好一個健康、有序、共贏的旅游商品行業新生態。

2019年陪同設計行業專家學者考察黃山文創產業

《設計》：工業設計的方向是否會以疫情為節點，產生一定的變化？

梁軍：肯定會發生一定的變化，疫情影響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各個領域，工業設計自然也逃不開。對于工業設計來說，更該重點關注的是“后疫情時代”人們生活、生產方式的變化。例如：更有效的個人衛生防護，更貼心的個人健康管理，更溫暖的居家生活體驗，更安全的公共環境管控，更便捷的遠程協作辦公，更完善的線上教學互動等。這些消費需求的變化，會給工業設計的產、學、研都帶來新的機會。

同時，也會為工業設計行業帶新的挑戰。在疫情之中，浪尖設計發布的《新冠病毒疫情下中國工業設計產業洞察》曾分析出十大挑戰。這些挑戰中，資金流轉受阻、業務需求量的整體縮水、需求的劇烈變動、人力資源的消極變動等，在“后疫情時代”可能會一定程度上長期影響行業的發展，需要企業在風險評估、客戶管理、戰略規劃、人才培養等方面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2020年“遨博杯”首屆全國機械工業設計創新大賽終評評審

《設計》：您認為設計表達在工業設計中的作用是怎樣的？

梁軍：設計表達只是工具，無論是手繪表達還是軟件表達。在與學生的交流中，我經常拿設計師與作家進行類比，來解釋設計表達與工業設計的關系。

作為一個作家，要能提筆寫字，字還要寫得不算丑，不僅自己能看懂，還能讓別人看懂，而且光會寫字還不行，還要會使用Word打字，甚至是Pagemaker排版。但會寫字、打字，并不能說明你就是作家，還要知道如何去寫文章，寫什么文章，為誰寫文章。文章寫出來后還要懂得如何出版，出版后還要暢銷。這樣，才能稱得上一個好的作家。

對于工業設計師來說，手繪表達就如同作家寫字，軟件表達就如同作家打字，是我們從事這個行業最基本的技能。今天，手繪的主要作用在于記錄、推敲、溝通設計構想，軟件的主要作用在于調整、完善、仿真表達設計方案，并與生產制造對接。但會手繪與軟件，絕不能說明你就是設計師。還要懂得如何去做設計，做什么設計，為誰做設計。設計做出來后還要能生產出來，生產出來后還要暢銷。也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一個好的設計師。

手繪與軟件技能可量化，可教，甚至可速成，這也是我們十幾年來一直在做的事——為工業設計學生探索一套最科學、高效的技能學習模式。如何掌握寫設計的文章的基礎與方法，也可教。但真正寫出好的設計文章，并能生產、暢銷，是很難通過一二三四教出來的，是客觀的熏陶、挫折，再加上主觀的感悟、反思出來的。

2020年全國高校公益巡講

發起成立光華設計基金會設計教育專項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