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是建國以來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的健康領域中長期戰略規劃。編制和實施《綱要》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舉措，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同時，這也是我國積極參與全球健康治理、履行我國對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承諾的重要舉措。

《綱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突出了戰略性、系統性、指導性、操作性。《綱要》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站在大健康、大衛生的高度，緊緊圍繞健康影響因素（包括遺傳和心理等生物學因素、自然與社會環境因素、醫療衛生服務因素、生活與行為方式因素）確定《綱要》的主要任務，包括健康生活與行為、健康服務與保障、健康生產與生活環境等方面。是以人的健康為中心，按照從內部到外部、從主體到環境的順序，依次針對個人生活與行為方式、醫療衛生服務與保障、生產與生活環境等健康影響因素，提出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等五個方面的戰略任務。

在“健康中國”戰略的發展過程中，健康類產品的創新設計需求量巨大，囊括了保健、醫療、康復等諸多方面，直接決定了人民群眾獲取健康類服務的質量水平，關乎“健康中國”戰略具體落實的成效。因此，迫切需要構建起符合“健康中國”戰略發展需求的創新設計理論體系，融合相關領域內的多學科設計資源，共同驅動“健康中國”特色創新設計。為此，《設計》專訪了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院長宋協偉教授，就“設計助理健康中國”話題展開對談。

《設計》：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內容包括：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醫療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請您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就以上內容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學術見解和探索。

宋協偉：設計工作所面對的問題已經越發復雜化、全局化，早已超越了裝飾、外觀或美化造型。其疆域拓展到事物運作模式、產業戰略結構、自然環境改變、人類行為方式甚至是文化等系統性、生態性問題。它是人類面臨問題時的反饋動作，它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源自于對各個領域智慧成果的有機整合、系統組織。

而健康問題，是人類最重大的問題。自人類誕生以來，健康的定義被不斷更新著，維系健康的手段、對疾病的干預措施也在不斷隨著文明的演進而發生著變革，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人類已經可以使用全人工器官、人為干預生存環境、甚至介入生命密碼的編寫。

同時，僅憑科技與醫學的進步，健康領域所關注的諸多問題，如全周期干預、體系化服務、心理調節等，仍無法得到最好解決。科技的新發現、新發明也需要一系列的學科整合工作來為之匹配應用場景、注入人文關懷，通過多元賦能創造更多價值。

《設計》：您認為可從哪些層面和維度認識“健康中國 設計助力”，”健康設計“涵蓋了哪些內容？設計如何為提升國人健康質量、實現《“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助力？

宋協偉：用三個關鍵詞回答以上問題，第一，啟發創新；第二，鏈接學科；第三，關懷心靈。

首先，創新是設計工作的靈魂，它具有這樣一個使命，即啟發多元要素以新的組合模式創造新的價值。隨著醫療、人工智能、創新材料等領域研究的發展，大量前沿新興成果不斷涌現，亟待通過設計思維來將其轉化為產業發展和社會生活發展的驅動力。

第二，設計工作是問題導向的，而健康問題是復雜的，無法通過單一學科有效解決，作為紐帶鏈接各個學科共同解決復雜問題是設計的天然屬性。

第三，設計工作是立足需求的，從人類的本能與精神世界為出發點，可以為相關領域賦予美和人文關懷，從促進幸福感的提升、關照心靈的角度，補足傳統醫療康養的不足，營造更加多維“大健康”的環境生態。

《設計》：“健康設計”會對設計人在知識儲備、技術能力等方面有哪些具體的要求？

宋協偉：要具備危機判斷力，準確識辨趨勢并將危機應對思維植入設計工作；要具備知識整合力和創新領導力實現創新模式和方法的落地化運轉；要具備情感洞察力，拓展設計成果的功能屬性維度，真正與時俱進地服務于人類情感及心靈健康需求。

《設計》：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全國人口持續增長，而人口老齡化加深，但國內對適老設計的重視仍不充分，您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促進？

宋協偉：提倡發展參與性社會設計及對話式創新設計，尊重老齡化群體的主體性，而非僅將其當作研究對象來看待。例如埃因霍溫學院的設計研究項目“剩下的生命”，旨在通過游戲元素刺激老年癡呆癥患者的積極行為改變，幫助家庭成員，促進和改善個性化養老院服務。

通過講故事游戲，讓小區的居民和親人使用實體照片卡和計算機應用程序收集、共享和排列圖像。該研究項目與和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合作開發。在這個項目中，“講故事-移情”是設計師進行創新方式的關鍵要素。它使設計師能夠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探索和質疑老年人的出行問題，而不僅僅是同情他們的情況。只有進行這樣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為老年人開發出行服務。在這里，人們不僅僅被定義為“用戶”，而是設計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項目通過訪談與患者，護理人員和親戚建立信任關系，并且通過透徹的共同設計和研究過程，建立了一個線下和線下的模型。

再如皇家藝術學院Jeremy Myerson教授牽頭的Welcoming Workplace，探討21世紀知識經濟中老齡化勞動力的辦公空間設計，研究50歲及以上的新興勞動力的需求和期望，及如何依靠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來延長工作壽命。

《設計》：此次席卷全球的疫情對”健康設計“不啻為一次大考，給您帶來的最大感悟是什么？您觀察到了哪些”危“與”機“？

宋協偉：“危”與“機”構成了“危險中育機遇”的辯證關系。在疫情期間，中國是2020年內全球唯一實現GDP正增長的國家。我們在有效遏制國內病疫蔓延的同時，也在不斷輸出援助。這不僅是我國體制優越和先進性的充分體現，更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關懷天下的品質彰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會議上提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價值觀包含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時至今日，我國已經積極投身于構建人類安全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衛生健康共同體、發展共同體、人文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核安全命運共同體等諸多領域的全球人類貢獻。

我想，沒有什么問題能夠大過全人類的生命存續，因此應當認真反思設計人才的工作初心，樹立人類命運最高價值使命，以創新研究帶動產業和社會發展。

《設計》：疫情防控的需要給智能產品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您認為是否為設計專業的發展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

宋協偉：疫情也許是催化劑，但作為“人類面向未來危機的反饋機制”，設計專業的發展方向一直在。以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為例，自2015年起就已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性工作，它的底層邏輯是：在保持現有學科口徑范圍優勢下，以對中國社會未來形態和經濟模式整體研判為基礎，以積極應對全球科技、經濟和社會變革為契機，以培養具有中國文化立場和全球意識的頂尖人才為目標，以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舉措為根本，打破專業壁壘、重組學科交叉、全面深化改革。

從人才識別的高考命題創新，到強調通識、人文與人工智能的基礎教育，到以全球問題為導向，錨定人類未來發展模式的新型學科體系建設，再到以學生為中心的開環教學管理體制改革，我們以“戰略設計、科技設計、設計思維、產業設計、設計理論”為基本架構重新構建了大學科體系。

我們所堅持的教育觀念是：希望學生在變化成為常態的時代，擁有獨立的意志，完整的世界觀，并懂得不斷重塑自己。培育、鍛煉他們改變人類世界的魄力、洞察問題本質的判斷力、為理想付諸實踐的行動力、面對挑戰與困境的定力。

在不確定變為確定的時代，問題已經不能用孤立的學科來解決，交叉、跨界已經成為必然。在未來，等待著今天學習者的，是那些目前尚未發明出來的工作。由此，我們通過豐富的交叉學科資源和開環的教育教學管理機制，為學生呈現國際前沿視角，引導他們了解大設計時代的全貌，使他們與人工智能、生態問題、社會治理、創新工程、健康關懷等領域架接，擁抱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和不確定性。

《設計》：在“后疫情時代”，設計教育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宋協偉：設計教育已由單一技能層面的技能培養轉向以專業為基礎的社會探討和問題思考，未來社會需要具有社會責任意識并能通過設計思維與社會語境進行對接的包容性人才。

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學會融入世界：為了未來生存的教育》報告，呼吁圍繞地球未來的生存來重構教育。教科文組織提出了七個教育宣言，勾勒出2050年及以后的教育，它們是：

第一，到2050年，教育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被批判性重構。教育保留了促進正義的人文主義使命，新使命是通過教育負責任地在地球上共同生存來促進生態正義。

第二，到2050年，人類根植于生態系統之中的觀念將深入人心。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已經沒有界限，所有課程和教學法都牢固地建立在生態意識的基礎上。

第三，到2050年，教育不再一味宣稱人類至上主義。我們不再只依靠人類的聰明才智和技術來解決環境問題，而是在學習如何將人類作為地球上眾多生命參與者、創造者和塑造者之一。

第四，到2050年，個人主義的自我文化已經成為過去。我們圍繞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系的原則重新配置教育，培養樂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際關系，使每個人和一切都成為地球生態社區的一部分。

第五，到2050年，教育學不再把世界定位為學習的對象。教育最基本的主客體二元結構受到了挑戰，一種生態意識將所有人類重新定位為生態圈內的人，嵌入到生態系統之中。

第六，到2050年，宇宙政治教育成為主流。教育遠遠超出了人道主義和以人為中心的主張，教育家完全接受宇宙政治的原則，承認多元性以及不同世界的共存。

第七，到2050年，未來生存教育的目標從人道主義轉變為生態正義。我們不再把教育學當作一種純粹的人類活動，重新調整了世界的教育實踐，尋求代際和多物種正義。

《設計》：在“后疫情時代”，您認為專業設計人才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哪些素質和能力凸顯出重要性？

宋協偉：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設計師擁有空前大的施展空間和無限的設計資源，但是傳統設計工作面臨著產業模式革新、人工智能創新、供需關系更新等巨大挑戰，因此結合前文所述，向未來發展，應提前布局設計行業的創新變革。

《設計》：當今社會需要怎樣的“健康設計”？請分享幾個您認為成功的“健康設計”案例。

宋協偉：需要更有“人情味”的設計。例如日本有一家“上錯菜料理店”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健康設計案例。在這家料理店中，所有的服務員都是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老人，其目的是探索阿茲海默癥患者能否彼此照應，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另外一個設計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課程成果，本科三年級的魏子雄通過對于皮膚的環境感知現象及其背后的原理，設計了一款像皮膚一樣對外界產生自適應反應的鞋履，如遇水皺縮，增加摩擦力并收緊包裹足部。這個設計未來可有效投入于“澡間跌倒”這一威脅老年人生命安全的問題解決中。

《設計》：請給“后疫情時代”的“健康設計”提一些建議。

宋協偉：借用埃佐·曼奇尼在《設計，在人人設計的時代——社會創新設計導論》中的一段話來回答這個問題，“設計建立在一種人人都有的能力之上，而設計專家的作用就是發起和支持這些開放式的協同設計，利用他們的設計知識去構思并優化出輪廓清晰、目標明確的設計活動。”因此我認為，健康設計應建立在各個學科積極參與的基礎上，設計師充分發揮危機判斷力、知識整合力、創新領導力和情感洞察力，引導全領域的系統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