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設計》雜志與塑可麗?聯合舉辦的2022（第6屆）創新應用國際研討會以“萬物可塑新——可持續材料的設計表達”為主題，邀請嘉賓聚焦可持續發展、可持續設計、可持續材料，解決設計師對于可持續設計最直接的問題，分享理論與實踐解決方案。本文為同濟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院士婁永琪教授在大會上分享《“修地球”的經濟和可持續設計》的主旨演講整理。
婁永琪，同濟大學教授、副校長、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院士，長期致力于社會創新和可持續設計的實踐、教育、研究，積極探索設計在新時代的新使命、新角色、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將設計驅動創新應用到城鄉交互、產業轉型、創新教育、社區營造、政策研究等多個領域。
可持續發展的這個問題的產生和發展的神話密切相關。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發展的神話迅速確立。近200年的經濟增長，幾乎是人類歷史上過去2000多年增長的絕大部分。根據道瓊斯指數顯示的一百年間的發展，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是高歌猛進的，盡管在微觀的年份、某個階段可能會有下行，但總體來講是在不停地往上走的。那么什么是經濟呢？我一直說經濟就是一群人有組織地在忙，什么時候大家不忙了，經濟就有問題了。按照凱恩斯主義的邏輯，這時候要從國家層面進行干預，讓大家重新忙起來，過去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在全美修高速公路，到我們國家的擴大內需，搞新基建等，莫不如此。
從資源角度看，人類的經濟和產業發展就是有組織地開采利用地球的資源，將其變成人類可用的物資并實現流通。但像煤炭、石油這樣原始資源是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形成和積累下來的，它的生成速度遠遠趕不上人類攫取的速度。與此同時，人類消耗資源的過程會造成大量的環境影響。由于地球生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這些影響如果超過了地球的自凈能力，就會反過來限制人類的生存。只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個天花板問題才被大家看到，羅馬俱樂部里程碑式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于1972年出版。德內拉·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與16位年輕研究人員首次利用科學建模方法展示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運行與未來情景。研究團隊在MIT校園內，基于世界人口、糧食、資源、污染和工業產出5個模塊的反饋互動，建立了“世界III”系統動力學模型。報告認為，由于地球的環境容量，人類社會將在21世紀出現突然崩潰，或逐漸接近地球承載極限的危險。
繼《增長的極限》出版之后，羅馬俱樂部又相繼出版了《人類處在轉折點》（1974年）、《人類的目標》（1978年）、《超越增長的極限》（1989年）等報告。2013年《增長的極限》作者之一喬根·蘭德斯，出版了《2052》，提出《增長的極限》曾預測的21世紀上半葉將出現的災難性的“過度發展及隨之而來的系統崩潰”將會延遲到來；但世界會比一般認為的要“小”；地球將因全球變暖而遭受嚴重破壞；地球北部的農業會增產；2050將會出現大量的貧困人口；失去控制的全球變暖也是可能出現的；海平面將上升0.5米，很多的城市，甚至國家都可能會被淹沒。他舉了日本和中國的例子，提到大部分國家能夠完成所謂發展的神話是通過城市化，但這個經驗也許在非洲沒有辦法重復的。以上所提到的問題，他認為其根本原因是人類思維和行為的短視。
人口增長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偉大成就，但也讓環境問題雪上加霜。大家知道，這個月發生了一件對人類未來影響深遠的大事：世界人口達到了80億。世界人口增長的曲線顯示：1575年全世界只有5億人口，在此之后，人口增長的速度是戲劇性的：從20億人到30億人經歷了30年，從30億人到40億用時15年，從50億到60億經歷了12年，從70億到80億大概用時10年。再過一二十年，地球的人口會有多少？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和想象力去推測一下。但無論如何，各種各樣的研究都表明，人類不斷增長的生態足跡已經超過了地球環境的生態容量。我們所謂的發展神話，背后需要地球的資源來支撐。按現在全球生活水平，我們需要2.23個地球才能夠支撐現在的生活方式，按照北美人的生活方式，需要9.4個地球，即便按照非洲人的生活方式，也需要1.1個地球。這是非常可怕的。地球是一個準封閉系統，我們不停把資源從地球提取出來，支撐經濟、產業和社會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制造大量的排放。這個時候有兩個挑戰：一是資源提取的源頭沒有了；二是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質到一定的程度，影響到人類的生存。這兩個問題加上人口增長的嚴重性，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臨界值。
2009年和2015的《自然》發表了斯德哥爾摩應變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的約翰·洛克斯特倫（Johan Rockstr?m）等提出的“行星九邊界”的框架。根據他們的研究，人類活動導致了四個邊界互相交叉：氣候變化、生物圈完整性喪失、土地系統變化與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磷氮）變化。他們認為，這種核心安全邊界的突破可能直接破壞地球的穩定，進而限制人類這一物種的發展。就像很多科學家指出的一樣，這不是地球的危機，這實際上是人類生存的問題。地球40億年了，未來可能還有40億年，《流浪地球》描述的太陽系危機，目前來看離我們還太遠。就好像遠古智人時代討論人類行為造成地球變暖一樣遙不可及。但當下人類的問題的確到了不得不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凱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用非常形象的兩個“甜甜圈”的經濟模型來描述人類如何在發展和環境安全之間尋求平衡。內環是“社會基礎（social foundation）”，外環是“生態天花板（ecological ceiling）”，兩個圈中間，就是緩沖區。當環境沒有報警的時候，大家討論的基本都是社會民生問題：我們要食物、健康、受教育、公平、正義、和平等，但一旦環境出了大問題，對每個人產生壓倒性影響的時候，所有的行為目的都集中在如何把外圈的環境和內圈社會福祉這兩者之間的緩沖帶盡可能擴大。這里面一方面要增加環境的容量，比如現在有很多環境修復技術，比如水域修復、土壤修復、生物多樣性修復、雙碳（碳達峰與碳中和）技術中的碳封存、碳捕獲等。另一方面就是對內圈的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有所節制，減少個各種消耗和排放。總結起來，就是縮小內圈、擴大外圈。
所謂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發展的時候能讓這兩個圈之間的緩沖區留有足夠的空間。 “可持續發展”這個詞的提出事實上也是一種折衷。地球的南北經濟體存在巨大的發展差異，北部的提要可持續，南部的提要發展，于是1987年聯合國大會上發布的布倫特蘭報告（Brundtland-Report）便用“可持續發展”這個詞來兼顧兩種訴求，創造了新的可能。2015年聯合國發布的17個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續發展目標），實際也上是多重妥協的結果，它基本上什么都覆蓋了，但是離開了具體的情境，可能也會什么都不是。比如，對于一個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國家，你大談要保護鯊魚或氣候行動，就很難獲得響應，因為反貧困（SDG1）才是它的可持續。所以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比我們想象的復雜。
那么對于可持續發展這么一個復雜社會技術系統問題，設計可以做什么呢？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說“所謂設計，就是一系列把現有情境往更好的方向引導的行為。”設計是人類有目的地創新實踐活動的先導，處在一個產業鏈、創新鏈的源頭。任何一個有意識的創造活動，它的先導和準備就是設計。一方面，一個系統對環境的影響，在源頭就已經由設計決定了。當全人類都面對一個共同的挑戰，就是我們的家園將變得不適合居住的時候，我們可通過設計，提升人類生存空間應對環境危機的魯棒性。歷史上的很多設計先驅試圖用設計重塑人類生存的系統，如巴克敏斯特·富勒（Bukminster Fuller）是最早意識到環境危機的設計師之一，他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就發布了曼哈頓穹頂計劃；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在1970年寫了《為真實的世界設計》，提出設計要從鼓勵消費到更大視野的人類福祉；麥克唐納 (William McDonough) 等在2002年出版了《從搖籃到搖籃——循環經濟設計之探索》，主張系統地改變線性經濟，倡導循環經濟，最早的中文譯本就是同濟大學出版的。
設計不僅可以為改變設計所需要的物質環境，更可以通過改變人的行為，推動“集群式的行為改變”，這包括設計全新的意義系統、價值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為了實現這個集群式社會改變的效應最大化，設計需要在哈貝馬斯所謂的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兩大系統層面操作，經濟子系統和行政子系統。特別是有關新經濟的設計，之前說過經濟就是一群人有目的在忙，從一種經濟往另一種經濟轉變，是最有效的“集群式的行為改變”。十年前岡特·鮑利(Gunter Pauli)寫了《藍色經濟》。鮑利發現全世界都在講可持續發展，但是并不真干，因為綠色經濟是要花錢的。鮑利從另一個邏輯來解讀循環經濟，設計良好的可持續經濟是賺錢的，應該能產生多股現金流，并創造新就業崗位，這樣的經濟就叫藍色經濟。他把可持續發展從未來經濟和創新創業的角度切入，未來十年世界有一個個的巨大商業創新機會和數以億計的就業崗位將會產生。
那么，什么樣的經濟會成為未來最強勁的經濟？我認為是“修地球”的經濟。人類是在以規模化、產業化的方式破壞地球，就需要找到與之相抗衡的產業化、規模化的方式才能拯救地球，就是說必須要有一撥兒人用產業化、規模化的方式，快速地修復地球環境容量。這將成為未來的基礎設施。古往今來，這個世界有史以來最強勁的經濟都是基礎設施。只是每個時代對基礎設施的定義不同，以前是石油、鋼鐵，那個時候最有錢的是石油大亨、鋼鐵大亨，后面金融、銀行、基建、公路、橋變成了基礎設施，到今天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成了基礎設施。沒有這些設施，其他經濟行為和生活都無法繼續。我們可以想象這么一個場景，未來有一群人在專注、專業地“修地球”，而其余的人們心甘情愿地為他們的貢獻買單，于是“修地球”就成為了一個基礎設施產業，包括把地球上的水搞干凈、空氣搞干凈、臭氧層保護好、開發新的清潔能源、消除各種排放的危害、創造性地解決糧食問題、恢復生物多樣性等。這個系統如果停止工作，人類的生存就會出現問題，于是這個經濟就會成為所有的其它經濟的基礎。
放在這么一個大場景中，設計可以做的就絕不是僅僅把回收材料做成漂亮的椅子、燈，參加各種各樣的展覽，得各種各樣的獎。這些活動和作品有啟迪意義，但對真正的變革是于事無補的，因為沒有規模效應！2018年，我推動了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的出版平臺翻譯出版兩本書，一本叫“小紅書”、一本叫“小綠書”。小紅書是 約翰·薩卡拉（John Thackra）的《新經濟的召喚》，小綠書是魏伯樂(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等編著的《翻轉極限》，也就是羅馬俱樂部50年報告。這兩本書跟我說的重新設計經濟都很有關系。《新經濟的召喚》介紹的是全世界78個正在興起的社會創新，他們有望成為能創造未來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就業崗位的企業和社會組織。《翻轉極限》的英文版的名字叫“Come On”，二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不要再忽悠我們了，這個地球沒有環境危機問題”，第二層意思是“我們一起干吧！”，是號召大家一起主動地投身到變革之中，重新去設計一個未來的世界，去設計未來的經濟。設計也必須走出畫廊、走出雜志、走出各種展覽、走出瓶瓶罐罐、走出布爾喬亞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直面當今世界最重大的危機。對可持續危機，不僅是要減少破壞，更要實現“有效修復”，這才是可持續設計的廣闊前景。
2020年開始肆虐全球的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經濟、人員流動、日常生活的停擺，這固然給人類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但對人類的可持續轉型而言，可能又是一次巨大的機會。以前我們一直將要轉型，從資源消耗型的經濟轉到綠色或藍色經濟。但原有經濟的慣性太大，“軟著路”一直無法實現。但疫情居然造成了經濟和全球物流、人流的停擺，求之而不得的事，居然現在發生了。也可以這么說，人類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才獲得了重啟的機會。如果說，重啟之后的世界，還是疫情開始前的世界，那么我們不僅將無顏以對疫情期間逝去的生命，也將喪失這次寶貴的重啟機會。為了人類更光明的未來，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我們之前習以為常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現代消費主義社會，有一些長久以來被奉為圭臬的習以為常的信條，諸如“快比慢好”“貴比便宜好”“新比舊好“”“大比小好”，以及“方便比麻煩好”等。所有這些與“品質”這一概念相關的標準、價值觀和原則，都必須在當前的語境中被重新定義。我們需要利用設計去改善現有的系統，以減少對資源的消耗和對環境對影響，進而催生出新的“修復性經濟”對環境進行恢復和改善。與此同時，我們需要運用設計，推動人們“集群式的行為改變”，創造新的生活習慣，乃至文化風尚。
最后，我談談可持續設計的幾點發展趨勢：
第一：復雜社會技術系統思維。可持續設計涉及復雜的社會技術系統，特別是人員和技術的非線性組合。智能、超常、全球、網絡協同、個性化、定制式創造、新經營服務方式、信息網絡／物理系統融合等將成為全球知識網絡經濟時代可持續設計的新問題和新特征。但可持續設計遠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魏伯樂在《五倍級》一書中也指出了政策法規（稅收）、市場規律、政治體制的影響。在現代社會，環境問題正是通過向“經濟問題”的轉化，才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重視和支持。但很多時候經濟問題其根本也是社會問題。就如Ezio Manzinis所說的那樣，服務經濟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它能使他們超越以個人擁有物品為特征的發展階段”。但問題的關鍵，某些發展進程的“跨越”，又會牽涉到公平問題和復雜的國家感情：“為什么發達國家享受過了，就不讓發展中國家嘗試？”在這層意義上而言，技術問題和經濟問題又轉化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因此，可持續設計必須具有能綜合環境影響、實現創新、商業成功和生活品質提升的系統思維。
第二：從改進表現到范式創新。可持續設計一般有兩大思路，一是在現有系統的基礎上改進，也就是在現有產業結構不變的前提下，提高資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比如：使用更加環保的材料，模塊化設計以使易損部件容易更換，更長的使用壽命，使用更加清潔的能源，更加節能的產品等。另一種思路，是在系統層面的重新設計，例如：利用產品服務系統模式的汽車分時租賃系統，實現生產和消費零距離的都市農業系統，采用光導纖維的自然光照明系統等。前者使用的往往是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而后者往往需要用到突破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系統層面的突破式創新對于破解現在發展模式和環境緊張關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那些能夠通過循環設計理念實現突破性改變的新系統，包括零消耗、零排放、正生態的住房、交通、制造、流通、銷售、能源系統等。
第三：從用戶體驗到行為改變。在可持續發展中，技術驅動的思維往往會導致重供給端、輕需求端的情況。例如各種綠色解決策略總是習慣性地關注生產性的技術改進措施，而忽視人，也就是消費端的社會需求管理。一個技術上先進的系統，比如LED 照明技術，盡管使得照明的能耗大幅度降低，但可能無法從根本上降低整個城市的能耗。因為人們可能因為能耗的降低而帶來經濟上的減負，從而選擇點亮更多的燈。這種節能技術最終不能真正節能的案例幾乎存在于所有的節能產品應用當中，從汽車到住房。用魏伯樂的說法就是“反彈效應”。因此，對消費端那一側的“人”的理解，是一個可持續設計是否奏效的根本。一個在理論上是綠色的新系統與萬億計的使用者的界面和接觸點是否足夠友好，是否能夠創造足夠好的用戶體驗，直接決定了用戶是否愿意放棄舊的不可持續的系統，而參與到新系統中來。例如，一個城市公共汽車租賃系統，如果沒有足夠友好的用戶體驗，盡管可能減少了一些費用，但還是無法把用戶從他們已經習以為常、舒適的私家車中吸引過來的。
第四：從產品創新到企業戰略。企業作為現代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實施可持續設計的主體。丹麥設計中心的“設計階梯”理論指出了設計能力在企業中的應用有四個由低到高的不同層級：I. 缺乏系統地應用；II. 企業的產品設計（造型、裝飾、體驗和服務）；III. 企業創新流程的一部分（但不是決定因素）；IV. 被視為企業的核心和引導性因素。在越高的階梯（III 或者IV）應用可持續設計理念和方法，往往其影響就會越系統，取得的成效也就越大。提升企業可持續設計能力，不僅要利用可持續設計來提高其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呼應消費端的綠色需求；更需要成為企業的創新戰略和管理的一部分，包括在企業文化、設計作用領域、用戶角色、創新動力來源、設計能力的來源等各方面的表現。除了在已有企業提升設計和可持續能級以外，更可以用設計和設計思維創造全新的企業。特別是我之前提到的在“修復性”經濟領域通過創新創業，創造更多的未來型企業。我認為中國要在這一波未來經濟發展中，成為世界的引領者，這才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廣闊前景！
第五：基于社群的可持續社會創新。除了新的設計專家，我們還需要新的設計社區和社群。我認為可以通過結合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復合式社區營造，以“生活實驗室”的方式，研發可持續社會技術、解決策略和超級場景，并成為積極社會交互的孵化器，助力驅動社會在更大規模上更容易和有效地實現可持續的變革。這種社區營造不僅是一種新的設計文化、研究文化，更是一個新的公共領域創新。通過加強溝通交流、促進多方參與、鞏固鏈接關系、及時提供反饋、實現共識形成，社區完全可以成為各種可持續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變革的解決策略原型孵化器和超級應用場景。我從2015年開始在同濟大學所在的四平路街道啟動的“NICE2035未來生活原型街區”的社會實驗，就是朝這個方向的系列嘗試。我們從線下的社區營造開始，逐步走向線上線下相結合。例如，我課題組的博士生正在探索在Web3.0情境下的社區網絡建構和社會交互。
好了，時間關系，我就講到這里。最后，跟大家分享我在2016年去看望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戴復東院士時他寫下的留言：“為人民的幸福設計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美好環境，是我們崇高的責任。”與大家共勉！
